第一是“大”。所谓“大”，即壮大队伍。学术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前提。学术队伍人数过少，学科建设就是空话。我们现在的世界史专业队伍，在高校是按二级学科组建的，人数普遍偏少，只有少数高校人数达三十人以上。一般说来，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人数须达到三四十人，才能重点建设三个以上的博士点。为此，世界史作为一级学科建设，人数应达到三十人以上。有条件的重点高校还应达四十人以上。
    第二是“特”。所谓“特”，即有本单位的特色。世界史领域十分宽泛，一个人穷其一生也只能研究一两个问题，一个单位的世界史即使有三四十人，也只能研究几个领域。为此，作为一个单位的一级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应选择几个领域，有计划地配置团队，形成优势和特色。面面俱到，就难以形成团队，难以形成优势，难以体现特色，就难以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影响。
    第三是“深”。所谓“深”，就是选定领域深入研究相关问题，要人木三分，不能蜻蜓点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史研究，从断代到专题，从地区到国别，从宏观到微观，进行过地毯式搜索，凡有条件的课题，都有人进行过初步研究。现在，老一代学者陆续离开了学术岗位，中青年学者成为了研究主力。我们现在的研究不是重复前人的研究，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加以深入研究。这就是学术创新。创新就有难度、有风险，但不创新，就不能前进。现在，许多国家的历史档案资料都已公布，而出国的机会又很多。我认为，世界现代史研究迎来了又一轮发展良机，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将研究推向深入。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已就二战的起源、进程、结局做过系统研究。那么，二战史还需不需要深入研究呢？如何深入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国关于二战时期的档案资料尚未公布，中国学者只能借鉴外国学者的成果做学问，虽有很多成果问世，但由于档案资料的不足，影响了学术水平的提高。到2000年前后，各国关于二战时期的档案资料相继公布，不仅出版了纸本的档案资料，而且还出版了电子版的资料，为二战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既可以对老课题进行深入的再研究，如二战起源的再研究、战时国际关系研究、反法西斯联盟研究、法西斯同盟研究、二战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二战中中国的地位与作用研究，又可以开拓新领域的研究，如二战与战后和平研究、二战与战后国际秩序研究、二战与战后发展研究、二战与战后改革研究、二战与战后国际社会转型研究等等。总之，能深入研究的课题还很多很多，世界史其他方面的研究课题也会更多。在上世纪80年代，二战史研究方面，不是缺人，而是缺资料；现在是不缺资料，但是缺人。出现这种情况，表明世界史学术队伍人数太少，这是我们在进行一级学科建设时需要考虑和弥补的。
    第四是“广”。所谓“广”，就是指研究范围要覆盖世界所有国家与地区。大约是十年前，我在《光明日报》上写过这样一句话：“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是一个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学科。”现在，我仍然是这种看法。我国是一个开放的正在崛起的大国，当我们面向世界发展时，首先面临的是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然后，才能融入世界、改变世界。世界史研究则是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主要窗口之一。同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尤其是对外经济交往速度相比，世界史研究明显滞后，未能覆盖世界所有国家与地区，对许多国家与地区的研究甚至还处于空白状态。当今世界是信息时代，地球已变成地球村，地球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会牵动全球。我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我国的外交、经济、文化交往越来越普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为此，中国必须对地球的每个角落都要了解。即是说，我们的研究范围必须要覆盖到全球的每个角落。要完成这一战略任务，仅靠现在的世界史科研队伍是不够的，还要借一级学科的东风大力“扩军”，在全国形成一支强大的世界史研究队伍。
    第五是“宽”。所谓“宽”，主要是指研究范围要扩展到交叉学科领域。当今世界上的重大国际问题研究都不是一个学科所能完成的，都是由多个学科共同完成的。许多问题甚至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能完成的，还要和自然科学交叉合作才能共同完成。我举一个例子，2007年，武汉大学组建了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它是由国际法、环境法、国际关系、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国际贸易、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文科学科，及测绘、遥感、地理信息、制图、资源环境、水利电力等理工学科，共同组建的综合研究平台，主要研究各国的边界与海洋政策、中国的边界与海洋争端、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能源、跨界河流管理、跨境合作、边界管理、边疆治理等问题，为国家的边海事务提供服务。我负责这个研究平台的组建和运行。这是我们过去未曾涉足的领域，是走前人未曾走过的路，困难很多。但一旦进入这个领域，我发现是一个十分广阔的天地，我们研究历史的在其中大有作为。如中国及外国边界史、中国及外国海洋发展史等等，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可谓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都能找出成百上千的课题。同时，还将史学的另一功能--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服务功能--也体现出来了。又如，我参加了2010年8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议的主题是“水”，即水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对当今世界水资源严重匮乏、环境日益恶化、人居条件越来越严峻的形势，敲响了警钟。过去，我们将水问题看成是水利水电学科研究的对象，文科很少有人研究，历史学的研究就更少了。现在，国际史学界已高度重视水问题，但我国史学界似乎还没有反应。最近，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在策划跨界水资源管理与开发研究课题，梳理过去的项目时，发现涉边的项目几乎都是技术性的，对国际水法、国际环境法、国际关系、中外关系、中国外交等方面项目很少，不是不需要，而是很需要，只是我们文科的学科、包括历史学，尚未进入这些领域，造成文理脱节，而不能发挥文科的作用。我讲了这些例子，是说明在交叉学科领域还有历史学的阵地，我们要解放思想，拓宽视野，努力在交叉学科领域做出历史学新的贡献。在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的是，世界史的主要功能是传承历史文化和学术，但同时，我认为还具有直接或间接地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这些功能大多体现在交叉学科领域里，这是我们过去比较忽视的。今后，我们也应充分发挥世界史为现实服务的功能，扩大世界史的影响，促进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总之，我们如果能在“大、特、深、广、宽”五个方面下工夫，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就一定能再上一层楼。以上意见只是个人的一点看法，仅供参考，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原系在2011年8月19日由武汉大学举办的“世界史学科建设暨学术前沿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收稿日期 2011-10-06
    普通师范院校世界史学科建设的一些问题
    王加丰
    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浙江 金华 321004
    中国的经济正越来越深地卷入全球化进程，世界史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将日益明显，一方面是作为政府或社会的智库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在培养中国公民具有世界意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世界历史定为一级学科，各重点高校都有许多新的“动作”，比如创办世界史系、建立新的研究机构和规划新的研究课题、扩大研究队伍或教师人数等。我自己是一个省属师大的教师，所以我更关心普通师范院校或一般院校的世界史学科建设情况［这里的“普通师范院校”，指非重点、非部属师范大学中的大多数省属师大及几乎所有的师院和师专（个别未设历史或政史专业的师专或学院不在此列）］。由于我国建有历史系或历史专业的非重点大学中，绝大多数属于省属师大及其他师大、师院和师专，所以对世界史学科建设而言，“普通师范院校”或“一般或地方院校”可说是同一个概念。在省属师大中，除了少数做得比较好或做得很好的（如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大多数省（自治区）属师大及几乎全部的其他师院和师专中的世界史学科所面临的问题大体是接近的。这些问题主要有：
    第一，历史系或历史专业或政史专业中世界史教学的作用长期以来受到忽视，不利于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意识和大国公民意识。许多地方院校的历史系或历史专业，真正从事世界史教学的也就一两个人或三五个人，而且这几个人中，并非都在老老实实地从事世界史的研究和教学。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世界史类的研究课题不太容易申请项目，而职称和各类头衔的评审则需要课题项目，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设法获取中国史或地方史，甚至其他学科的课题项目。其结果是一些世界史教师科研方向慢慢离开世界史，虽然从事世界史教学，但已“心猿意马”，只是在上课时“照本宣科”而已。这种缺乏研究支撑的世界史教学是无法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的。
    根据我的观察，目前各省市地都在强调地方院校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服务。这句口号听起来没有错，但绝大多数喊这种口号的人对这句口号的理解都是不完整的。比如，为地方服务，似乎从历史的角度看只不过就是做点地方史研究，或者是为地方的旅游项目做点吹捧性的文章，即所谓挖掘地方旅游资源或弘扬地方文化。但是，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这显然是不够的。比如，我们要不要培养学生（中学生）有一定的世界眼光？这个工作叫谁来承担？地方把这个工作推给了中央，但中学教育或大多数大学生的教育只能由地方来进行，所以实际上这个工作在实施的层面上就不了了之了。在许多地方院校的历史系或历史专业中，学生学到的是一点非常可怜的世界史知识，一些教师的教学仅限于粗浅地解释或宣读一下教材。在此类历史系或历史专业中，学生学的主要是中国史特别是地方史的知识。我这里并不是说中国史或地方史的内容讲得太多了，绝对不是这样。我想说的是：只了解中国史特别是只了解地方史的学生，其视野很可能会受到限制，眼光会显得比较狭窄。严格地讲，他们既无法获得大学历史教育所需要的比较全面的能力，也缺乏从更高的视野来思考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能力。实际上，世界史教学的加强，或者说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教学比较平衡地发展，有助于深化学生对中国史的理解。因为在当今的世界上，比较的方法是提高历史认识能力的基本方法。先不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仅从新中国以来的历史学看，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这么长、古代中国农民战争为什么这么频繁及规模为什么那样大、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特点或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等问题，都是通过比较得出来的。今天，中国正处于一种如此开放的形势中，如果教师或所教的学生对世界历史及其发展趋势所知甚少，那么，我们怎么能提出新问题，怎么有可能使学生树立起世界意识和大国公民意识？
    第二，在世界史教学中，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尤其受到轻视。许多院校缺乏专门师资，不利于学生掌握、解释和运用历史知识的能力的培养。大多数地方院校历史系都有一个通病：认为从事世界史教学的老师，能教任何内容的世界史，即认为任何时代或任何国家的世界史他或她都能教。此前世界史虽然是一个二级学科，但现实中在某些地方院校，世界史往往不如一个普通的二级学科，只是点缀一下而已。在这样的学校中，教世界史的老师一般只是教世界通史，从古代讲到当代；如果再有精力和时间，就随自己的兴趣开设一点世界史方面的选修课（当然要兼顾教学对象的水平和兴趣），有时也开设一些与世界史没有多大关系的课程。从上世纪80年代大批师院和师专创办以来，这些学校的历史专业一般会有一两个世界史的老师，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教世界通史。这种情况在当时可以理解，因为缺乏师资，但在不少地方，这种情况恐怕至今没有太大改变，所发生的变化只是一些硕士或博士取代了当年的本科生，但他或她教的还是世界通史。这样一种教学安排中，最大的问题是世界古代史的教学非常薄弱。
    就一般院校的历史系学生来说，比较好地学过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是其作为历史系毕业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非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可能会阅读很多世界近现代史方面的著作，但一般不会或很少去看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方面的书籍。不论中国古代史还是世界古代史，都是历史学的基础知识。一个对古代文明没有多少了解的人，怎么可能较好地理解今天世界各国的文化？特别是，一般院校历史系的毕业生，大多再没有机会更多地吸收世界古代史的知识，所以他或她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将在其今后的工作和教学中，或在其教学研究和实践中长期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世界古代史教学的重要性，任何一个普通院校的历史专业都应该拥有这方面的专职教师。在这方面，重点院校正慢慢向世界水平靠近，或与世界水平的差距正在缩小，但许多一般院校与重点院校之间的差距总体上似乎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即使本来是世界古代史方面的博士，到了一般院校后，由于缺乏科研条件也往往不得不转换方向，往世界近现代史甚至中国史方面靠。在当前的条件下，要制止这种趋势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