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斯通年过半百，学业研究炉火纯青，可他仍在拓宽着自己的研究领域。他将研究时限后延到19、20世纪，研究重点则调整为包括家庭、婚姻和性生活在内的社会史。以后大约二十年里，一部部鸿篇巨制源源问世：《1540～1800年英国的家庭、性生活和婚姻》、《开放的精英？1540～1880年的英国》、《离婚之路（1530～1987）》、《不易确定的婚配：1660～1753年婚姻》、《破坏了的生活：1660～1857年间的婚姻离异》。在这些著作中，斯通采用追踪调查和“案例研究”的方法，搜集使用了浩如烟海的珍贵资料，尤其通过整理许多政府档案、法庭卷宗、律师文件、私人信笺和媒体报道，搞清了贵族世家的家庭婚姻和私人生活，再用生动的文字笔法娓娓描述，勾画出了数百年间不列颠社会各阶层色彩炫丽的画面。
    20世纪中叶以来，史学界研究领域的深化和创新往往与研究手段的更新相辅相成。斯通在专业研究上最典型的手法则有几个方面：
    其一，受社会现实问题的启发。例如，1960～1970年代，西方女权运动进入高潮，妇女就业率上升，“性革命”方兴未艾，性别职能发生很大变化，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忧虑。于是，英国家庭、性行为和婚姻的历史则成为斯通新的关注点。他试图通过对1500～1800年家庭社会史的研究，探究婚姻和性生活的发展趋势及深层原因，去了解这些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其二，采用新型研究方法，增加其论著的可信度和可读性。他的许多著作中都使用了历史计量学的方法，用图表的直观展示，使其论点论据更加简明直观。而《开放的精英？》则属案例研究，对英国诺塔伯兰等三个郡中大约二百六十年中的贵族乡绅，在地产管理、庄园建造、家产传承、家庭关系、婚配离异等诸多方面，做了细致全面的考察，得出可信结论。当然，研究方法的更新，仍要以材料的扩充和精选做根基。在参与英国贵族乡绅问题的史学论战中，他用了15年的时间从各郡的档案馆和贵族的私人文件里搜集资料，以增强论点依据。并且，他采用叙事学的方法，向读者展现某些配偶家庭矛盾感情冲突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把一些尘封的历史档案改造为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从而增强了历史著作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其三，善于做大跨度、长时段研究，并注重宏观和微观的结合。斯通的著作，研究时限多达一二百年，甚至更久。这在史学界并不不多见。它展示了作者的宏观眼光，和对重大历史现象之发展趋势的洞察和掌控能力。这种做法，尤其值得中国的研究外国史的学者所仿效。
    麦金托什等人还以自身学术经历证实：史学家到了晚年，经验丰富，积累空前，若能继续深翻并拓宽自己的史学园圃，定会收获更丰硕的成果。
    最后谈一点自己的肤浅体会。笔者青少年时受种种限制，阅读史籍漫无目标，信马由缰，缺乏系统性、完整性，谈不上研究创作。幸遇改革开放，政治环境逐步宽松，我的责任意识得以强化，方在读研期间，决意研修仍有敏感性的英国政党政治史。那时自己的方法较为对头，一开始就结合君主制与王权、内阁制、议会制与政党政治等多项权力的演变，稳步做综合研究。这就强化了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的了解，为以后继续写作《英国政治制度史》准备了条件，由此保证了研究工作的连续性。这也是笔者较为成功地扩充和深化自己研究领域的第一步，即将范围较小的政党政治史扩充为该国的政治制度史。其便利之处是，以前研究英国政党政治史时的材料，有些还可再用，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第二步是进入了英国社会史领域。笔者在探究英国政党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时，深感贵族乡绅在英国历史上作用突出。即便在英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18～19世纪中期，他们依然控制英国政坛，垄断着内阁职位和议会席位。于此英国学者论著多多，但忽略了长时段的宏观性研究。相应之下，中国学界则缺少最起码的研究，久无专著问世。自1987年起，我开始在国内外收集相关书刊，阅读相关资料，于1991～1998年间发表了《论英国贵族政治权势在近代的延续》等系列文章。1999年，英国上院实施重大改革，不列颠世俗贵族在议会的去留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利用这一时机，笔者赶写出了《英国贵族史》，填补了国内研究的一点缺憾，并由此进入了英国社会史领域。稍后，又在此基础上撰写出版了《英国近代贵族体制研究》，将政治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扩大了自己的研究范围。
    第三步是英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也是笔者多年来政治史研究的制高点，难度较深，阅读量颇大，需要多种学科知识的支撑。笔者将之放在2000年之后，而资料的搜集和阅读则着手更早，系列论文和书稿写作集中于2003～2008年。2010年，《英国政治思想史》出版。至此，前后三十余年，笔者所坚持的英国政治史研究，才大致告一段落。
    目下，笔者正在从事着“英国政党思想史”的研究。大致看来，研究内容有深化而无扩充。若有余力，想在社会史方面写出两个中篇--《英国游学史》和《英国贵族决斗史》。为此，则要继续学习，改进自身知识结构，尤其要添加在文化史方面的理论和专业知识。
    多年的学术研修，使笔者有如下体会：
    其一，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发现研究课题，乃至深化和拓宽自身研究领域的重要途径。笔者任高校教师36年，从未中断教书任务，时常备课。备课需要阅读和写作，也就顺便了解到相关的研究动态和学术史，得以发现可做的研究课题。笔者在1980年立意研究英国近代两党制的形成、英国近代王权和内阁制演变、历史分期的相对性等问题，就是基于几年前对世界近代史教学问题的思考。换言之，是基础课教学促使我究深发微，并开始研究英国政治史的。教学中，自己还注意倾听、记录和解答学生在课下或课堂讨论课中提出的问题，并由此选取、完成了一些研究课题。可见，教、学相长，教、研相通，是很有必要的。西方著名学者哈耶克亦云，他研究中的不少灵感，是在组织学生的课堂讨论时获取的。青年人朝气蓬勃，思想敏锐，对历史的解读虽有不成熟的地方，却能一再迸发出思维火花。教师若能留心，则会得到启发。
    其二，注意调整自身知识结构，适当学习掌握一些相关学科的知识。笔者在研究英国政治制度史和英国思想史的过程中，留心阅读一些英国法制史、宪政史和政治学的论著，较系统地学习了一些临近学科的知识，由此提高了专业写作的准确度和深度。例如，近年来我在撰写18、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史时，就尽意阅读了布莱克斯通、梅特兰、白芝浩和梅因等人的著作，有意补写了一些宪政史的内容，使这一时期思想史内容显得更加丰富。
    提及相关学科，还不可忽略文学领域。文学作品是世界史学者了解相关国家的人世百态的捷径。应当说，文学家比历史学者有着更敏锐的观察力，更多的激情和更深刻的感受，对事件和人物言行及心理描述也更为细腻。而历史学者不仅需要时间去沉淀历史真相，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距离去观察。这就有可能忽略一些细节，在选择时遗失某些情节。文学家却常常是顺手拈来，做零距离的观察和思考。故而，有人说得好，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很可能都是真实的，除了人物名字；而历史作品中的情节可能是虚构的，除了人物的名字。笔者在研修英国政治史的岁月中，先后阅读了一些英国文学名著，其中莎士比亚的剧作使我看到中古时期的宫廷矛盾和世风人情。斯威夫特和笛福的小说有助于自己感受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党派斗争，以及原始积累时期英国中产阶级寻求财富的心理。奥斯丁、勃朗特三姐妹、狄更斯、萨克雷和哈代等人的现实主义作品使我们观察到一幅幅精细的社会画面，能使后人更真切地了解那时不列颠的社会和历史。即便是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的诗作中，也向我们透露出珍贵的政治思想的信息，会激发我研究和写作的灵感。
    其三，是兴趣和责任心。应当承认，笔者的不少研究，尤其是早期所写的论著，是为了满足某些规定的职称晋升要求，属稻粱之谋。但是，最长久的心理因素，是自己爱好世界史和英国史专业。想通过自己的研修，了解世界各国和岛国不列颠实施民主政治的曲折进程，从中领悟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为社会的政治进步，为在中国营造公民社会，为营造和谐宽容的社会生活氛围，略尽绵薄之力。正是这种责任心，使自己保存了持久而浓厚的专业兴趣，制定并尽力实现着自己的研究规划和目标，在专业深化和拓展道路上徐徐行走着。
    以上内容，多属管见，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收稿日期 2011-10-30
    转向人的内在生命存在
    --提高中国世界史学科研究水平的本体论前提
    周祥森
    周祥森，河南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教授、《史学月刊》编辑部编审。河南 开封 475001
    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学位［2011］11号）印发后，由于世界史从二级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倍感欣慰的世界史学界的同道们热情高涨地展开了探索建设世界史学科和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之路的一系列活动。笔者有幸应邀参加了其中的一些活动，聆听了许多专家的高见，既深受鼓舞和启发，也促使笔者思考。
    2011年10月在四川内江召开的“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2011年学术年会”上，在小组讨论中，笔者曾经指出，当前制约中国世界史学科研究水平的关键性因素，已经不再是人们之前通常抱怨的资料（第一手资料或原始资料）匮乏，也不是认识论历史哲学所竭力强调的历史解释或阐释的理论资源或概念工具的不足--实际上，对于经验历史学的实践来说，理论的和概念的工具就像横亘在历史学家与历史实在之间的一堵墙，适足以阻隔历史学家直观如实地和感性经验地直接接触陌生的过往人们的现实生活（历史实在），同时也阻碍历史实在像多斯特尔的“突如其来的闪电”（F.R.安克斯密特著，杨军译：《崇高的历史经验》，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164页）一样向历史学家展现自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注意到，对于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实证的”历史科学来说，任何抽象的、超验的“独立的哲学”（理论的和概念的工具正是它提供的）都是多余的，--而是普遍性地存在着的历史认识主体（历史学家）问题意识薄弱和历史描述、历史表现技艺低下。
    在这里要稍做解释的是，问题意识薄弱和历史描述、历史表现技艺低下，在我们的史学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我们始终（1）习惯于以强调人类历史的融贯性和统一性为特征的宏大叙事，（2）习惯于旧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不是新文化史学所理解的符号性、象征性、网络性、建构性意义上的文化）历史学模式（参见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3）习惯于用社会、阶级、国家、民族、现代化（或现代性）、进步这样一些宏大叙事的核心概念或政治经济学术语来理解、建构并描述历史，以及（4）不习惯于甚至不愿意走进构成社会人口之绝大多数的普罗大众（proletariat）的个体性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心灵世界、情感世界和观念世界。一句话，他们的作为人类个体生命而存在而活动的实在的经验世界，去零距离地、参与性地体验他们的现实生活，并且用我们时代的语言去表达他们的世界经验，描述并再现他们的实在历史，从而让他们在历史篇章中也有一席他们本应拥有的主体性位置，让他们在他们自己曾经生于斯、长于斯并逝于斯的文明中也发出一声哪怕是疼痛的呻吟声。一度被人们普遍看好的、目前表面上依然势头强劲的社会史研究，虽然给新时期中国的历史学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不是依然束缚于旧的历史学模式，就是退化为曾任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德国“历史社会科学”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于尔根·科卡所担忧的发思古之幽情式的琐碎化的逸闻逸事史（参见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20～121页）--换言之，科卡的担忧，在中国历史学界的社会史实践中已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即使是中国社会史实践中的佼佼者，也不过是东施效颦地学步西方人类学取经的历史书写模式，“以地方性知识去追寻地方性历史”（阿勒塔·比尔萨克：《地方性知识、地方性历史：吉尔兹及其他》，林·亨特编，姜进译：《新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而已，并未体现出本体论上对个体性人的生命存在的人文主义关怀，因此并没有能够根本性地和实质性地促成当代中国历史学的转向［金观涛、刘青峰从普遍观念与社会行动之间互动关系理论立场，认为今天的社会史研究由于和观念史的分离，“以致很多研究结果都属于‘超真实’而非‘真实’”（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43页）。笔者认为，当代西方新史学运动对中国历史学实践的影响，真正得其精髓的是葛兆光先生的思想史研究，惜鲜有追效者］。
    “问题意识”，近些年来经常见诸对当代中国历史学进行反思和热切呼吁史学创新的学者的笔端。但是，“问题意识”究竟是什么？恕笔者孤陋寡闻，迄今为止，并没有看到有哪一位学者对史学实践意义上的“问题意识”概念的内涵做出过解释，更没有见到一篇探讨历史学“问题意识”问题的专论。史学实践中的“问题意识”，笔者的浅陋理解是：它是历史学家基于对其在场的、当下的现实生活的观察和经验，特别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生命运动--的深切关注而转化并升华到历史学层面上提出来的，兼具现实性和学术性双重属性，且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视野、在历史学领域进行深入细致考察的问题进行自觉思考并努力寻求答案的一种主体意识［关于“问题意识”所必需的“关注人类命运”的意识的问题，笔者在此想举勒华拉杜里和他的《蒙塔尤》为例来做简要的说明。被誉为“新文化史”或“日常生活史”、“微观历史学”重要代表之一的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中文版前言”的最后写道：“我们知识的普遍性是没有限度的，但愿亚洲、欧洲或美洲所有关注人类命运的有识之士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一些启发。”（见氏著，许明龙、马胜利译：《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中文版前言”，第5页）在勒华拉杜里看来，如果作为受众的阅读者不具有“关注人类命运”的本体性人文关怀，那么他或她是不可能真正读懂《蒙塔尤》一书的。显然，勒华拉杜里“直观和如实地考察”（勒华拉杜里语）蒙塔尤山村农牧民世界，立体式和全景式地“深描”（thick description）蒙塔尤山村30年的历史，具体化地表现和完整地描述蒙塔尤村民们实际的世界经验，旨趣不仅仅在于对13世纪末14世纪初法国南部蒙塔尤山村二十来个家庭、百来号人的命运的关注，而且更在于通过对作为“一团泥”、“一块铜”、“一个指甲刀”的蒙塔尤村民们的独特“命运”经验性、直观性地再现，了解并展现“人类命运”的繁杂性、多面性、矛盾性和歧异性，以及无限的可能性，亦即了解并展现“在异化的范围内活动的人们”（马克思语）的本质力量之公开展示--他们自己本身创造他们的生活，从而展示其生命存在的本质力量--而具有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在勒华拉杜里如数家珍般的娓娓道来中，抽象而虚缈的“人类命运”通过并且正是在克莱格们、皮埃尔·莫里们具体而实在的“个人命运”中获得了独特而生动的展现。因此，关注人类命运，在其现实性和本质上，即是关注个体性人的生命存在、生命运动及生命表现］。也就是说，史学实践中的问题意识，本质上即是历史学家以反思的方式并以历史问题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现实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不仅表现了历史学家敏锐的历史感，而且表现了历史学家对于社会的和文化的某种深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是历史学家思想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是历史学家主体意识的集中体现，因此它是本体论式而非认识论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