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是否长久？相信大家都同意，一样东西总要传过两至三代才称得上传统。乡曲义田从绍熙元年(1190)正式建立和发挥功能，(28)到宝庆元年(1226)似乎还没有改变，但到淳祐十一年(1251)以前，就已从私人手里移转给府学管辖。因此，其准确的寿命不易确定，只能说是37年至60年之间。
    2.是否稳定？稳定是指它的性质和基本信念是否有变化，变了质就不是旧的传统了。乡曲义田原来的性质是民营和济贫，原来的基本信念是见义勇为不分彼此，到后来都走了样。梁庚尧认为，它易手的一个原因，是创办者的家族逐渐走下坡路，而且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交恶，淹没了见义勇为不分彼此的基本信念，无法再同心合力。(29)易手之后，变为官营（虽仍指派地方家族协助管理），正如王德毅所说，平时的救济如开设贫民壕等，假如由政府出钱，“实失义字之本意”。(30)事实上，乡曲义田由五百亩起始，其中两百亩即来自地方政府的捐助，这也许就是由乡居官户发起的一个好处吧。易手之后，补助的对象也扩大到在府学任职的生员，几乎是以办学为主，义田变为学田，就很难说是济贫了。它能够在官方接手后延续至元朝至正二年(1342)以后，最大的原因，梁庚尧说是“刚好配合了元朝的儒户制度”和让捐田者赢得社会声望，得以进入先贤祠从祀创建者。另一方面，入元之后的士人，“经济上既因政府的儒户制度而可以获得优待，政治上则〔因科举的停办〕已缺少实践道德理想的空间，士大夫又何必挺身而出，承担解决地方上贫士、贫宦家计困难的领导责任？”换言之，尽管元代贫士（尤其是挤不进儒户的知识分子）面临比宋代更大的困境，但士人家族已放弃领导的责任了（也许忙着去开办有名利可图的书院罢）。一个连创办者都维持不下去的传统，能否成为一个地方性的传统呢？这固然有着不敌大环境的无奈，但我们不得不说，义庄已变为一个缺乏士人家族积极参与和实践理想的官方事务。比起那些怀着“三年囹圄空，四野牛羊披”的理想、在元代担任基层吏员、努力维持两宋吏治传统的穷困士人，这些不能挺身而出的士人家族是否应感到惭愧？(31)更有甚者，义庄的管理已是百弊丛生。王应麟《义田庄先贤祠记》（约1293）说：“成画犹存，〔而先贤之〕初意寝失……慨实惠之未遍。谓职囗之冗员，子孙之继廪，二弊不可不革”。(32)可见易手之后，受惠者减少，支出却增加，既有少做多吃的冗员，也有吃着义庄长粮的子弟兵。这个情况并无多大改善，薛基《重建义田庄记》(1317)说自己“与闻其事，则弊弛非昔，屋亦如之，虽有粟，且无所容”。(33)学人所说的地方传统和乡里意识，至此已是名存实亡了。
    3.是否得到普遍的认同？假如我是当地的一介平民，恐怕很难受到乡曲义田的感召，因为与我完全无关。即使我要栽培子弟成为士子，在培养的过程中，也不能从乡曲义田得到任何帮助。对大多数民众来说，一般的救济行为，如赈灾和各种慈善活动，似乎更能受惠，更有吸引力，同样甚至更有资格成为地方传统。假如要排出优先次序，它们应在乡曲义田之上。简言之，乡曲义田只能成为士人社会的传统，不是庶民社会的传统；只是菁英乡里的意识，不是百姓乡里的意识。
    4.是否得到认同者的优先选择？今天的学术界喜谈多元，它们固然不是彼此排斥，但是否仍有轻重先后直接间接的分别？在士人社会里，也有着相同性质的其他传统，乡曲义田会排在前面吗？相信不会，因为它的效用太有限了。假如我是一位穷困的士人，我最渴望的，是尽快考取功名，脱离穷困，而不是等着“亲丧不能举，孤女不能嫁”的降临。所以，我会选择“科举会社”作为优先传统，希望它长命百岁，因为它能帮助我提高考试的技艺（有如今日之补习社）和补助我赴考的费用，而且有祭祀活动和“贫贱相扶助，富贵不相忘”的理想（中举出仕的社员捐助未中举的社员），最重要的，恐怕是一份“参与感”。(34)所以，无论在精神、实质和开放程度上，它都远胜乡曲义田。上文提到义田“实惠之未遍”，其中一个原因，难道不就是“士非甚不得已，亦以干请为耻”吗？(35)假如是鱼与熊掌，我宁舍乡曲义田而取科举会社。也就是说，评估一种价值或意识，应留意它与其他意识的关系和竞争力。一个人因其角色之多样而可以同时具备多种意识，当它们互相竞争时，例如家族意识和乡里意识竞争、国家意识和地方意识竞争，究竟哪一种意识优先？
    5.是否有着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独特性？我们不要求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但假如是人有我有，那就很难看出它优于别处或特别令人敬佩了。只计较形式的话，由乡居士大夫来创办乡曲义田也许是明州独有或先有，但它的基本精神，即见义勇为不分彼此，似是儒学理想，并非明州所独有。正如前述，散见于湖南、江东西、福建和岭南的民间科举会社也有着“贫贱相扶助，富贵不相忘”的理想，不见得劣于乡曲义田。事实上，当甲地出身的士大夫到了乙地当官，他亦会推动各种文化和公益活动，正如史浩知绍兴府时，就捐官俸创立了附于府学的义田(1168)，23年后，他以居乡前宰相的身份推动了明州的乡曲义田，两者实无分别，假如后者是一种基于关怀同乡所生出的乡里意识，那前者应称作什么？宋代士人普遍有“以力田课僮仆，以诗书训子弟，以孝谨保坟墓，以信义服乡闾”的认知，(36)一向重视乡闾，所谓“贫富相资”不是到了南宋才蔚然成风，更不是明州所独有。(37)乡曲义田究竟替明州建立了什么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地方精神、地方文化或地方意识，尚待学人提出一些比较客观的标准，才能展开讨论，否则似乎什么都可冠上乡里意识了。
    也许明州士人家族还有其他对乡里的贡献，(38)也许政府已做了许多，乡曲义田只是补政府之不足，但单就乡曲义田一事而言，很难看出它对明州社会有多大的影响或产生了什么特别的意识。同样，我们在四明耆老会、真率会和乡饮酒礼等各种以中、上层菁英为主角的活动中，的确可看到它们“有助于联络在乡的官僚与士大夫的情谊”，但很难看到可以“培养对地方认同感，除了可以增进乡里团结外，更有利于塑造地方意识”。我们只要用上述五个条件来检验便可，兹不赘述。
    这些积极参与地方事务谋求乡里利益的士大夫一定是gentlemen吗？与乡曲义田相反的，是破坏乡曲水利，牺牲乡人来成全自己，这是楼氏楼异一房在北宋大富大贵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楼氏和其他家族合作的另一面貌。包伟民一语道破了楼氏起家的最重要因素，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机缘……决定了楼氏家族两百余年的兴旺发达”。(39)非常重要的一次，发生在北宋亡国前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