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敏枝还有两项发现应该一提：第一，她指出被形容为南宋中晚期权倾一时无恶不作的史氏（史弥远和史嵩之等），居然不像有些仕宦家族以指射寺院作为功德坟寺来巧取佛寺财产。第二，史氏有10所功德坟寺和3所坟观，她考出其中4所有产业，但田地合计只有831亩，山地只有705亩。不过杨倩描似乎认为这些是该寺本来就有的寺产，并不包含史氏增置的寺产。(49)无论如何，这些发现部分解开了Richard Davis（戴仁柱）的迷惑：为何看不到史氏的财富，难道财富对家族的维系不重要吗？(50)也许功德寺产也可算作变相的族产。崇宁新党要把旧党连根拔起，将元祐党人的19座功德坟寺全数没官，实际上是断了党人家族的一条财源，并不是禁止党人祭祖。黄敏枝虽有意将史氏家族、区域和佛教合为一谈，并指出“家族对于当地佛教活动的参与，应该是获取社会资源与经济资源的最佳途径”，但最后发现相关的史料没有想象中的丰富，只能期待将来把研究范围扩大至楼氏和袁氏等家族了。
    最后，地方主义重视地方特色，我们若从地方史的角度来看明州家族，它们跟其他地方的家族有何共通和相异之处，亦即明州士大夫家族的地方特色是什么？无论是否正确或能否适用于全国，Robert Hymes（韩明士）、Beverly Bossier（柏文莉）和Hugh R.Clark（克拉克）至少指出了江西抚州、浙江婺州和福建木兰陂士大夫家族的特色，例如婺州的家族组织不发达而木兰陂有意提倡族谱和祠堂。(51)包括克拉克在内的一些学人认为，家族组织之发达有时是一种对外来挑战（如新移民）的响应，这种说法能否适用于明州？明州在两宋之交涌入大量移民，例如建炎三年(1129)，高宗从明州下海逃避金兵，留下大量无法追随的官员及其家属，次年金兵撤退，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事实上，明州和越州等地一向“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52)根据学人统计，在713名明州进士里，非明州籍的共129人，来自开封的占了82人。(53)新移民大都是文化之士，而开课授徒是最好的谋生方法，他们与旧的士大夫家族既分享也竞争各种文化资源。明州的菁英结构是否发生很大的变化？新移民与旧家族有何合作、竞争或婚姻等关系，对家族组织的发展有无影响？也许这些问题可让我们看到明州士大夫家族的特色。
    总之，当我们评估家族对社会的影响时，首先要确定我们说的是“家”还是“家族”；其次应尽可能寻求较为“客观”的标准来评估它们的影响，例如是否塑造了一个地方传统或乡里意识，应从其持久性、稳定性、普遍性、效用性和独特性等多方面来说服读者。本文最大的目的，不是回答明州士人家族究竟有没有塑造了地方传统或乡里意识，而是引起研究方法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