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陈寅恪先生于《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发表了《〈桃花源记〉旁证》一文。对该文，业师唐长孺先生曾提出不同意见，并在其专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中发表了《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①。陈寅恪先生与唐长孺先生均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领域大家，但两位巨擘之间专就同一问题进行直接学术对话，据笔者所知，这是唯一的一次。不过，两先生虽为同一领域学术巨擘，但毕竟分属两代人，《〈桃花源记〉旁证》发表于1930年代，《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则发表于1950年代末，两文发表时隔二十余年，故可堪称两个时代的学术对话。
    对于陈寅恪、唐长孺两先生有关《桃花源记》的学术对话，学术界早已注意，学术论文及网帖博文涉及者颇多，但专文研究还是较少，笔者所见仅有两篇，一是张伟然于2004年1月在“学术批评网”所发《学问中的证与悟--陈寅恪、唐长孺先生对〈桃花源记〉的解读》，二是陈瑞青在《高校社科信息》2005年第2期所发《陈寅恪、唐长孺与〈桃花源记〉研究》。
    张伟然从胡宝国网帖《走近唐长孺》一文有关唐先生《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内容谈起。胡宝国是这样说的：“唐先生最可贵的是，他虽然深受陈先生影响，也非常尊敬陈先生，但他并没有对自己所崇拜的对象采取迷信的态度。相反，在《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中，唐先生对陈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反驳，令人不能不信服。他在研究领域的广泛与眼光的敏锐、小中见大诸方面都像陈寅恪，但他得结论时要比陈先生更稳一些。”张伟然虽然很赞赏胡宝国“确是解人，能够把那么复杂的感受转换成这么一幅鲜活的图景。现如今，能这样读书的怕已经不多了”，但对于胡宝国有关《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的评价似乎不以为然，认为陈寅恪与唐长孺“之间的学术对话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明确结论的谁对谁错的问题。两位先生关于《桃花源记》的文章我都读过，私下里也经常将他们的这两篇文章相互比较。我感觉，这两篇文章讨论的似乎并不完全是同一个思维层面的问题，与其说是证明与反驳，还不如说悟与证两种思维取向的不同更合适一些”。陈瑞青文的特点是对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一文的争论焦点作了总结，指出二人的不同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坞堡的功能，分别主张流民聚族自保说与军事防御说；二是关于桃花源的真实地点，分别主张弘农、上洛说与武陵说；三是关于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分别主张苻秦说与嬴秦说。
    笔者认为，陈瑞青文实事求是，对陈寅恪、唐长孺二先生的争论焦点条分缕析，一一列举，对二者的是非曲直直接加以概括判定，并补充了个人掌握的资料，具有一定功力。张伟然则文高屋建瓴，对陈寅恪、唐长孺二先生解读《桃花源记》的不同视角作了解析，认为陈寅恪先生“主要是悟”，唐长孺先生主要是“证”，更欣赏陈寅恪先生“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他用智慧的丝线将一些散乱的看似不相干的历史事实连贯起来”，“表述过程中笔端便显得异常跳宕。文中逞才使气、领异标新的地方屡见不一”，“可以感受陈先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情、见解锐利以至有时候喜欢剑走偏锋的前辈高人”，“能够将有关的史料钩稽得那样有整体感，已足以令人啧啧称奇了”，“他的思维本身就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这样的作品与其说是学术文章，不如说更是艺术品”。其议论不乏精辟之处。
    张伟然与陈瑞青的探讨虽各有千秋，但都有一个盲点，就是缺乏对陈寅恪、唐长孺二先生历史观的解析。笔者大体同意张伟然所谓“两篇文章讨论的似乎并不完全是同一个思维层面的问题，与其说是证明与反驳，还不如说悟与证两种思维取向的不同更合适一些”。张伟然把陈寅恪、唐长孺二先生的“思维取向”分别概括为“悟”与“证”两种，有其一定道理，但这主要是从方法论角度立论。两先生文章体现的历史观是什么，张伟然文没有涉及。陈瑞青文对陈寅恪、唐长孺二先生有关《桃花源记》考证的观点从三个方面加以归纳和概括，也大体可以成立，却同样没有涉及历史观问题。其实，陈寅恪、唐长孺二先生除了张伟然文、陈瑞青文讨论所列举的种种不同之外，就是二人历史观的差异，可张伟然文、陈瑞青文的讨论均未从这种差异的角度着眼。不过，陈寅恪、唐长孺二先生从不空谈历史观，他们一生都在践行“从史实中求史识”的信条，因此，对陈寅恪、唐长孺二文所体现的历史观也只能从二者文本叙事所体现的倾向中推求，从二文对史学方法论、历史本体论所作的贡献中推求。
    首先，看一下陈寅恪先生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对史学方法论、历史本体论所作的贡献以及所体现的历史观。
    就史学方法论层面而言，陈寅恪文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陈寅恪先生从一篇文学作品描绘的理想世界中发现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勾画出一幅活灵活现的现实生活图景。《桃花源记》作为一篇名作，在知识界几乎人所共知，它在人们心目中主要是作为一篇融入了作者对理想世界追求和向往的文学作品而存在。但陈寅恪先生却将《桃花源记》区分为寓意和纪实两个方面，“止就纪实立说，凡关于寓意者概不涉及”，这样就将《桃花源记》所蕴涵的纪实资料内涵从寓意色彩浓烈的文学作品中剥离出来，从而使一件文学作品转化成为考史证史的佐证史料，为人们理解西晋末年社会组织形式坞堡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具象资料。其方法论意义可想而知。其二，陈寅恪先生从避难入山推到坞堡组织，又从坞堡推到檀山坞和皇天原，又以皇天原所在地的阌乡即古之桃林而推到桃花源，通过对一系列似乎互不相干材料的钩稽、关联、分析和考证，最后认定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真实之桃花源居人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桃花源记》纪实之部分乃依据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作成；《桃花源记》寓意之部分乃牵连混合刘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所作成。这些结论性认识彻底颠覆了人们早已熟悉的桃花源的传统形象，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东晋末年北方弘农、上洛一带一个躲避苻秦战乱的坞堡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