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史学本体论层面而论，唐长孺文的贡献是将两类社会集团作了区分，并对其各自性质作了探讨。唐长孺先生不同意陈寅恪先生“把所有避难集团一般化”，而主张对“避难集团”进行分析，其中“避兵和避赋役二者应有区别”。他认为，陈先生所说的以《桃花源记》为背景的“宗族、乡里组成集团”属于避兵集团，而自己论证的以《桃花源记》为背景的逃入山林川泽之中的“逃亡人民的集团”属于避赋役集团。对于避赋役集团的性质，他分析道：“当逃亡人民迁入山中时，不难设想，在土地方面只能是作为公有的土地，计口配给份地。我们也不难设想，按照当时条件，在山林湖沼地带垦荒是一种极端艰苦的工作。逃亡人民很难有足够的农具和牛马，生产配备非常薄弱，剩余生产品必然也不会多。为了保证生存，就只有最大限度地采取通力合作，彼此互助的办法。既然如此，公社形式的组织自然给恢复起来，而且，恢复公社也正是农民的要求。”他又比照汉末魏晋时期江南的宗部、山越认为，避赋役集团内部，“在一定程度上带着氏族残余，原始性氏族残余当集体避难时发挥了巨大作用，曾经暂时延缓其成员的进一步封建化”。这些避赋役集团“长期以来处于深山，几乎和外界隔绝，他们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似乎还没有显著的封建剥削关系”。对于避兵集团的性质，认为“豪强统率下的集团既然是以宗族、乡里组成，所以也可能带有一定程度的公社色彩”。“他们入山或者流移之始”，“眼前的土地由于本来是山险之地或由于经常迁徙，一时还说不上归谁所有。加上生产的艰苦，合作互助的必要因而在一个短期内也可能使原有的公社因素滋长”。但是，“必须指出存在于这种集团中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宗族、乡里组织纵然带有残余的公社性质，但是既然为其中的豪强(通常是官僚)所统率，这个豪强就必然要利用现存的组织为自己服务”，他并以陈寅恪先生曾经举出的苏峻和祖逖的事例说明：“保聚的坞主、营主，流移的行主总是把自己的所有成员间的关系变成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关系。纵使在短期间公社残余发挥了一些作用，但终于要走回原来发展的道路，即是成员的封建化。”并指出，“那些坞主、营主在他们所屯据的土地上就是封建主，他们常常招徕流民。这些流民被安置在土地上进行生产，缴租服役。在坞主、营主的势力范围内分配土地的权力就操在坞主、营主的手中。不管这些土地名义上是否有主，实质上是由坞主、营主等占有的。分配到一块耕地的人民在坞主、营主的统治下承担着耕战义务，这种义务是属于封建性质的。”
    与陈寅恪先生有关坞堡的认识兼具历史本体论意义和社会史观意义一样，唐长孺先生的上述认识也具有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观双重意义，但唐先生的历史观不是社会学视角下社会史观，而是辩证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唯物史观。与陈寅恪先生“把所有避难集团一般化”不同，唐先生将“避难集团”一分为二，即分为“豪强统率下”的“避兵集团”和由“逃亡人民”组成的“避赋役集团”。在避赋役集团中，其外在形式带有“原始性氏族残余”，是“公社形式的组织”的恢复，其内部社会关系则是成员之间“通力合作，彼此互助”，“没有显著的封建剥削关系”。在避兵集团中，其外在形式是坞壁、坞垒等各种坞堡，其内部社会关系则是分为“封建主”和普通成员两类，封建主与普通成员之间是一种“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关系，普通成员在坞主、营主的统治下承担着封建性质的耕战义务。显而易见，这种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阶级分析法是唯物史观在具体历史研究中的典型运用。
    以上笔者探讨了陈寅恪、唐长孺两先生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所体现的历史观和他们对史学方法论与历史本体论的贡献，这对于科学认识两位先生的治学特点、传承关系和历史观异同很有意义。
    首先，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陈寅恪先生不愧为开拓者。他首先从主要作为文学作品的《桃花源记》中发现了一个社会史观视角下的坞堡世界，为后来的探索者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尤为难得的是，他通过人所常见熟视无睹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了考史新材料，提出了学术新问题，得出了认识新结论，体现了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联想力、跳跃的思维力，这同他出神入化的考证思路、出其不意的资料排比、出人意料的考据结论一起构成其独特的治史门径，也同其一贯的治学风格一脉相承。可以这样说，陈先生的此等做法给最容易陷于枯燥化的既有史学研究方法注入了某些类似艺术性的色彩和扩充了某些类似审美性的空间，以近乎完美的形式演绎了一场史学方法运用以至学术审美的精彩，在一定程度上使史学方法的巧妙运用向学术审美的跨越成为可能。这应是陈寅恪先生解读《桃花源记》时在史学方法层面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其次，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唐长孺先生堪称出色的踵继者。他站在巨人肩膀上，以纤细无遗的细密考证再现了武陵蛮族曾经逃入山林川泽而被湮没的历史。更为难得的是，他在一般化的坞堡世界里分辨出了“避兵集团”与“避赋役集团”的差异，在“避兵集团”之外发现了掩映在《桃花源记》背后的“避赋役集团”，在“避兵集团”之内发现了两个对立的阶级，揭示了“避兵集团”从“公社残余”、“发挥作用”到最终封建化的发展过程，从一个更深侧面反映了“避兵集团”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常常被忽略的片段。
    总之，在对《桃花源记》的解读中，陈寅恪先生是开拓者，体现的是一种恢弘气度，大开大合，大刀阔斧；唐长孺先生是踵继者，但又力图别开新径，体现的是绵密严谨，从容不迫。陈先生以方法论取胜，唐先生以本体论取胜。陈先生既致力于开拓，又给后来者以启示；唐先生既自质疑始，又在质疑中继承，并蕴涵超越。陈寅恪、唐长孺两先生虽同治《桃花源记》，但体现的却是两代人的学术，两代人的史观，两代人的开拓、继承与超越，体现的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时代变迁和生态变迁的一个侧面。
    注释：
    ①《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于1959年5月。据唐先生在《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中所称“二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写过《〈桃花源记〉旁证》”云云，可知唐先生之文当作于1956年或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