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历史本体论层面而论，陈寅恪文的贡献是发现和描绘出了作为当时社会组织重要形式之一的坞堡及其轮廓。其要点有四：
    第一，指出了坞堡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的普遍存在。陈寅恪先生认为，西晋末年，中原地区人口在“戎狄寇盗并起”的背景下除了“远离本土迁至他乡”外，就是“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并列举《晋书》中的《庾衮传》、《苏峻传》、《祖逖传》等诸多史料为例，将坞堡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提了出来。需要加以注意的是，陈寅恪先生除了明言“当时所谓坞垒者甚多”，还将留居中原的住民与移出故地的流民并提，暗示坞堡问题与流民问题一样，是当时中原地区的一个普遍社会存在、普遍社会群体和普遍社会组织。
    第二，提出坞堡最早见于典籍是东汉初年，起源是在西北地区。陈寅恪先生指出，“坞”较早见于史籍《后汉纪》六王霸之“筑坞侯”及《后汉书·马援传》之“起坞侯”，“所可注意者，即地之以坞名者，其较早时期以西北地区为多”，并指出伦敦藏敦煌文书西凉建初十二年敦煌县户籍写本有“赵羽坞”地名。他在文末又补记两条，其二即称：“此文成后十年，得详读居延汉简之文，复取《后汉书·西羌传》参证，坞壁之来源与西北之间关系益了然矣”。
    第三，提出了坞堡特别是山险坞堡的特点问题。陈寅恪先生指出，当时的坞堡既有如《晋书·祖逖传》所载“固亦有在平地者”，也有如《晋书·郗鉴传》所载避难于“山有重险”的峄山坞堡。山险坞堡“必居山势险峻之区人迹难通之地无疑，盖非此不足以阻胡马之陵轶，盗贼之寇抄”。因而总结出：“凡聚众据险者因欲久支岁月及给养能自足，必择险阻而又可以耕种及有水泉之地。其具备此二者之地必为山顶平原及溪涧水源之地，此又自然之理也。”
    第四，推出了一个作为避乱入山、据险自守坞堡的典型个案，即作者认定的为避苻秦之乱而处于北方弘农或上洛的“真实之桃花源”。
    陈寅恪先生的上述认识既具有重要的历史本体论意义，也具有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史观意义。作为西晋末年一种广泛的社会存在，坞堡既是天下大乱背景下中原地区住民抵御异族入侵和各种敌对势力侵犯、保卫乡里家园的一种军事防御设施，也是民间武装自卫组织与地方社会中住民这一群体赖以生存的社会组织，又是与流民并存并称的北方地区两大社会组织之一。陈寅恪先生从《桃花源记》的分析考证入手，敏锐地发现、抓住和放大坞堡这一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对其性质、来源与特点作了开创性揭示和探讨，虽在结论中对坞堡不置一词、不着一字，但却透过表象挖掘出了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组织，解决了该时代的一个基本社会组织问题，并提供了一个鲜活生动的个案实例，从而勾画出两晋时期中原地区住民作为一个重要社会群体赖以生存的社会组织--坞堡的基本面貌。这既是对社会历史本质的一种认识和把握，属于历史本体论的范畴，同时也是在社会学学科意义和视角下对社会现象背后的社会组织的思索和探讨，所展示的坞堡形象完全是社会学视角下对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刻画，因而又属于社会史观的范畴。所以，陈寅恪先生虽以文化史观大师著称，但该文体现的却是社会史观。
    其次，再看一下唐长孺先生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对史学方法论、历史本体论所作的贡献以及所体现的历史观。
    就史学方法论层面而言，唐长孺文的贡献是考证的精细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唐长孺先生不同意陈寅恪先生将桃花源移到北方的观点，认为“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种传说，这种传说流行于荆湘，陶渊明根据所闻加以理想化，写成《桃花源记》”。为了说明这一点，唐先生广征博引，缜密推考，通过分析与陶渊明同时略晚的刘敬叔《异苑》所记武陵蛮人射鹿入石穴故事，指出这与《桃花源记》所述相似。又通过考辨《云笈七签》之《神仙感遇传》所记白鹿山小成都故事和仲雍《荆州记》、《湘州记》类同《异苑》的内容，最后推测：“这个故事先在荆、湘一带传播，陶渊明所闻为渔人捕鱼，发见异境，而稍后的刘敬叔所闻是为射鹿的蛮人所发见。以后故事又流入蜀地，这个异境又移到了彭州九陇县，也可能九陇县本有相似传说，说那里有一个隐藏着的小成都，后来和荆、湘一带射鹿入石穴故事相结合。”就技术层面而言，唐先生维持真实之桃花源在武陵的结论显然比桃花源在北方弘农或上洛更为稳妥。
    二是在维持真实之桃花源在武陵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断该传说本为蛮族传说。唐先生从《异苑》所记发现异境者是一位蛮人入手，注意到具名陶潜的《搜神后记·桃花源记》有注云“渔人姓黄名道真”，并根据史籍所载武陵蛮多见黄姓，指出《桃花源记》中的渔人有姓黄的传说并不偶然，“武陵本是蛮族所居之地，这段故事发生在武陵，发见异境者是蛮人或具有蛮姓氏族的渔人，很可能本来是蛮族的传说”，最后得出结论：“《桃花源记》和《异苑》所述故事是根据武陵蛮族传说”。上一点是唐长孺先生就《桃花源记》原型所在地与陈寅恪先生的商榷，而这一点则是在上一议题之外的独立发挥，也是对《桃花源记》考证的进一步深化。
    三是推定《桃花源记》的原型应是武陵地区蛮族亡入山林川泽逃避赋役的典型和个案。唐长孺先生认为，《桃花源记》中的“秦时乱”既不像后来的御用史学家以农民起义为“乱”，也不指刘、项纷争，而是承用汉代以来“过秦”的议论，陶渊明诗中所描述桃花源中人生活“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通篇未见提及逃避兵乱之语，“由此可见，他所说的‘乱’是指繁重的赋役压迫”。这一观点颇有见地。唐先生又联想到魏晋时期江南宗部、山越有不少都是逃避赋役的农民，逃亡是当时最普遍的一种“斗争形式，而其中一部分是亡入山林川泽，深险之区”，由此认为，“陶渊明既然祖居鄱阳，迁居的寻阳亦距离不远，故老流传，应熟知旧事，而且东晋以来逃避赋役而入山的事仍在继续。因此当他听到武陵的蛮族传说后就会很自然地与他自己的见闻结合起来，写成《桃花源记》。”唐先生在将《桃花源记》描述的景象与蛮族传说相联系的基础上，又与汉末魏晋时期江南宗部、山越中逃避赋役的农民相联系，其中推定陶渊明听到武陵蛮族传说和自己见闻结合起来形成《桃花源记》，这固然不乏假想成分，但虑及汉末魏晋时期江南宗部、山越以及蛮族广泛存在的社会背景，故又是极其自然合理的推定。唐先生在这里实际上是将《桃花源记》的原型作为了武陵地区蛮族亡入山林川泽之中逃避赋役的典型和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