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社会转型与国家转型是并行不悖的。财政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财政体系的转型绝非只具有单一的经济结构变动的意义，必须关注社会经济结构转换与国家治理体制转型的同步进行。通过从白银货币化到整体财政体系转型的研究，笔者认识到明代是一个大改革的时代，经过一系列赋役改革--渐进式改革，最终汇合为突进式的张居正改革。改革成功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改革顺乎民意，从根本上说反映了农民的实际诉求；二是改革坚持了古代均平的原则；三是改革顺应了历史潮流，调整政策，从赋役到赋税，超经济的强制力逐步减少，显现出走向近代国家的历史趋向。
    财政是理解社会和国家变化的关键，是变化的重要指标，是观察和理解国家与社会的最佳视点，可以令人更加全面地重新审视明代中国的国家变化与转型。值得注意的是，明朝以农立国，财政的主要来源是田赋。我们的统计数据说明，16世纪末明代财政有近90％来自田赋。赋税是国家与社会互动最关键的纽带，赋税白银货币化更促使国家重新构造财政制度乃至国家治理模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主任王毓铨先生陆续发表了《明朝徭役审编与土地》、《纳粮也是当差》、《明朝的配户当差制》、《户役田述略》等系列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证了其关于明代土地归国家所有、编民不具备土地所有权、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观点。对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牵涉到对中国古代社会整个经济结构和体制特征的认识，因此这也是他对于明初国家治理模式的定性认识。笔者曾注意到，一方面明朝大规模行用白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翻开明代史籍，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中唯见“钞法”和“钱法”，并不见“银法”，说明白银不是明朝的法定货币，也就没有制度可言。考察证明，从洪武末年已肇端的白银货币化，是在民间社会突破国家禁用金银交易的禁令，由非法到合法，经历了由民间社会自发崛起、自下而上发展，再到国家自上而下全面铺开的过程，不是国家法令推行的结果，而是市场萌发的结果。伴随着一系列赋役改革，自上而下全面铺开的白银货币化发展趋势，印证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经历了社会与国家的双重启动，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其内涵绝不仅是赋役制度或者田赋制度的变化，而是意味着旧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国家治理模式的深刻变化。明代赋役-财政改革历史作用的再阐释，可从折银-征银与三农的关系谈起：
    第一，农民与赋役折银：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从身份到契约→与土地分离→雇工人与商帮群体形成→市场化进程；
    第二，农业与赋役折银：从单一到多元经济→国有土地向私有土地转化→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农产品商品化→商业化进程；
    第三，农村与赋役折银：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市镇兴起→城市化进程。
    从王毓铨先生提出国有土地所有制的“纳粮当差”系列研究，到笔者提出来自市场的白银货币化的“纳银不当差”，表明晚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连带整个国家基础构建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社会基础组织里甲制发生了转变。我们知道，明初国家与社会结构以里甲制为基础，而里甲不仅仅是简单的社会基层组织，还应特别注意到“里甲”又称“里甲正役”，其本质特性是国家法定的徭役。赋役制度是中国历代王朝为巩固国家政权而向人民征课财物、调用劳动力的制度。赋役中的徭役，即国家征发劳役，是中国古代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社会的基本方式之一。明初建立的徭役制度，最主要的就是里甲正役。随着白银货币化的迅速推进，“纳银不当差”，即以银代役，政府以银雇役，意味着征银除役，劳役向赋税的归并，国家与编户齐民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的更深层次涉及整个国家的社会治理，即社会基层组织里甲制的演变，改变了黄册里甲制的国家掌控机制，至此商品货币经济已经瓦解了明代初年建立的一整套国家治理模式与运行机制，乡村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万明：《明代浙江均平法考》，《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社会基层组织的里甲制、粮长制等均发生了变化，同时也意味着国家权力运作机制、控制社会的方式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结构与地方行政管理模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会计录》包括了明朝中央户部所掌握的全国十三省、两直隶下至县级的财政数据，我们的整理与研究也具体统计编制了明代全国下至县级的财政结构与白银货币化比例，这样结合明代其他文献，每个县都可以作出论文来。在这里，就像是拖出了一个大扫把，更有大头在后面，今后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如果不嫌极端的话，那将是对明代历史的重写。
    我们还应特别注意到的是，白银货币化标志着君主垄断货币一统天下的结束。中国自春秋战国以后就开始了铸币的历史，造币权一直掌握在君主手里，此后一脉相传，由王朝代表的国家全面控制货币的铸造或发行，为此历朝历代都严禁民间私铸。到了明朝，由于白银的货币化，白银成为主要货币，但处于称量阶段。白银是贵金属，取之于天然矿藏，出产有限。在白银货币化以后，国家将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为所欲为地垄断控制货币，也就是垄断和控制所有社会资源。进一步说，白银货币化这一重大改变，不仅具有货币史、财政史上的重要意义，还具有政治史上的重要意义，意味着国家垄断货币权的丧失，更由此引发国家权力的削弱以及这种至关重要的削弱而导致的社会失控。在转型时期，以往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方式已不再适应现实的需要，而新的治理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晚明出现新旧两种治理机制、秩序规范并存与交替的局面，由此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表现得异常激烈。而国家与社会均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具有极大的过渡性和不稳定性，明朝就是在诸多综合因素的纠结作用下走向灭亡的。
    总之，白银货币化是研究晚明国家与社会转型的一把钥匙。在白银货币化历史大潮的推动下，晚明国家与社会转型，中国与全球连接互动，形成了晚明中国最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概念，笔者归纳为以下5点：其一，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其二，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再到整个社会流通领域的主币。其三，白银成为国家财政统一计量单位和征收形态。其四，白银成为主币，中国建立起实际上的白银本位制。其五，白银成为世界货币。进一步说，当16世纪全球化开端之时，明代白银成为社会流通领域的主币，并成为国家财政的主体，标志着明代中国白银经济或者说白银时代的形成，中国走向了与世界的趋同。而白银货币经济极大地扩展，遂使国家法定货币体系瓦解，国家由此丧失了对货币的绝对控制和垄断权，从此中国进入一种自由银制度。中国以自由银作为主币，直至1935年才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白银经济存在了近500年。这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极为重大的影响和作用，无疑成为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独特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银和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值得我们今后加大力度进行深入研究，这对我们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中国史理论将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