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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方介绍中国科技成就第一人:英国汉学家李约瑟(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国学网 陈友冰 参加讨论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李约瑟通观全局地研究中西科技史,理清其发展脉络,找出各自的优缺点和异同点;从科学社会学角度综合分析中西社会体制、经济结构、历史传统、思想体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考察中西商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社会地位。在内史与外史结合研究时,既注重科学发展的内因,又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外在影响。他认为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总之,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最后他的结论是:“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西面被沙漠切断,北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如果是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二是中国的哲学思想,无论是儒家、道家、法家,其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造成了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而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要进步,具有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是最重要的。但儒家从思想上就提倡和维护等级制度,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学霸作风,东亚包括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既盲目追求“面子”、等级身份,不愿意承认学术错误,且又盲目崇信权威,缺乏反权威的意识,这就使得中国人在近代乃至现代科学技术上难以进步的根本原因。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正是中国儒家学术传统造成的。
    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科举制度鼓吹和形成了“封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是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但这种“封建官僚制度”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和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封建官僚制度”阻力太大。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在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
    总之,李约瑟认为,中国与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西方所经历过的封建主义和中国、印度的封建主义,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经历过的是军事和贵族统治的封建主义,中国所经历过的却是官僚封建主义。西方的军事封建主义貌似强大,事实上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却更强大,更能防止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西方现代科学的崛起是和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件是改革运动,第二件是资本主义的兴起。资产阶级取得国家领导权,近代科学也就同时崛起。资产阶级在十六、七世纪确实是一股进步的力量,他们确实在发动科学革命方面起到了作用。
    李约瑟本是一位科学家,观点亦是以科学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停滞不前。他的李约瑟难题正好证明了这点。历来一些中国学者也注意并探索过这类问题,但多以历代的汉化和中央集权,来阐明中国文化思想上的高度一统性,欠缺多元化和竞争,从而使科技停滞。但是,李约瑟对问题的解答也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例如,众所周知,西方历史是从西欧庄园制经济发展过来的,而西欧庄园制经济是一个更封闭、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一个庄园内各种物品生产几乎无所不包,自给自足的程度达到极致,但这也没有影响西欧最终走向科学技术的进步。其次,我们知道西方历史上富于冒险探索精神的民族和国家很多,特别是西班牙还发现了新大陆,但西班牙也并没有因此成为科学技术的强国。中国科举制度废除至今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的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在中国大陆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其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并没发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应有的速度发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的状况也没有做到。台湾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也指出:李约瑟认为中国后来科技落后的一个原因之一是中国没有类似字母表的普及事物,以导致诸多结果:活字印刷术无法获得应有的推广;没有字母表的中国普遍存在较低的文化普及率及阅读书写能力),印刷品的成本高昂等。但一些拥有字母表的伊斯兰国家为何科技也落后于西方?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并不存在,因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并未高于西方,特别是科学,中国没有产生逻辑化的、系统的科学体系,只有零散的科学知识,偏重技术,缺乏理论研究。爱因斯坦就明确表示:“由于中国既没有产生形式逻辑也没有产生实验方法,中国是不可能产生科学的”。李约瑟的合作者之一,南森席文(NathanSivin)在赞赏李约瑟的不朽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并未高于西方。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反事实假设--它不可能有合适答案:“这个问题很纠结--为什么中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不能击败欧洲列强?这个问题类似于去问:为何你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今天报纸的第三页?”也就是说“李约瑟问题”伪命题“。
    但是,从总的倾向上来看,”李约瑟问题“是一个颇有启发性和挑战性的问题,他不但引起各国科学家和思想家对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的思考,也触发了科学与政治、科学与经济、科学与社会及自然环境,乃至科学的走向和人类社会未来结构等一连串问题的探求和深思。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李约瑟问题“的研究,成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80年代初,世界上最权威的《自然》杂志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在1989年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李约瑟难题“征答活动。进入90年代以后,在国内重要的学术刊物上也有许多专题论文发表,其中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应彪科学哲学论坛,还专设了”李约瑟专题研究基金“。中国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来解答这个难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认为关键就在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小农经济本质上是排斥科学的,中国古代曾长期将一些民间创造发明斥之为”奇技淫巧“,就是这种观念的一个典型例证。一个封建小农家庭,其产品都由自己家人消费,首先,自己是不会欺骗自己的,因此无需对产品的数量与质量进行严格的定量检验;其次,投入与产出均在家庭内部完成,因此无需进行严格的会计核算;第三,没有市场需求,自己家庭的需求有限,因此无需费心巴力地探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的方法;第四,家庭的能力有限,除忙于日常生产外,根本无力顾及其它;第五,小农家庭经营规模过小,一项新技术即使能够使产量成倍增加,对农户来讲,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因此当这种封建小农家庭在社会上占据绝对多数的时候,即使少数人有兴趣进行科学研究,也成不了气候。(《经济学--入门与创新》)
    第二种则从宋明理学的弊端来解释科技的滞后:宋明以来被集权制度下奴化的儒家违反人性的”三纲五常“等,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摆脱受集权制度下奴化的思想,进行一场如西方式”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道家“、”墨家“、”佛教“思想的复兴运动,提倡政治上的”大道无为“、提倡行为上对人类与世界的”兼爱“与慈爱,从思想上建立起还权于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识,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来作好思想上的基础与准备。
    

第三种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角度加以探究,指出五种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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