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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对科技的束缚愈来愈严重； 2、缺乏持续性发展。连年的战争和社会动乱使得古代中国不能保持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使很多的科学技术浪费，失传； 3、缺乏专利与股份。专利与股份可以成为古代民众技术名的强大动力，同时专利和股份也可以有效的保护和传承技术，或者是还未成形只有雏形的简单科学形象和概念，使之可以进一步的发展； 4、缺乏交流与交通。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末期严重地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封建时代的末期，中国缺少与外部周边国家的交流，知识很难传递，再加上我们当时国内的交通很不发达，即使有一部分人在搞一些研究，但总是单兵作战，无法协同对科学的发展起协同的作用； 5、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知识分子结构的不合理。 第四种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明朝时期，中国在不断的接触和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出现了无数科技等方面的成就，最为著名的如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方以智和李时珍等。其中方以智则是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有着显著贡献，徐光启则编著农业巨著《农政全书》以及和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现今几何上的很多用语，比如点、线、面、三角形、平行线等，都来自于《几何原本》，并深刻影响周边万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当时在全世界都是先进的，牵扯到农业、军事、日常用具的制造等各个方面。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更是详细的描述了山川地貌。明朝大量翻译的西方著作是很多的，比如《建筑十书》、《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等。明朝还编著了《崇祯历书》，着重的介绍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知识。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而这些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如：李时珍《本草纲目》、朱载《律学新说》，潘季驯《河防一览》，程大位《算法统宗》，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吴有性《瘟疫论》等等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但由于清军入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科学发展的进程。落后的奴隶制游牧民族入关建立了清王朝。到了康熙时期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把我们本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失去了。如：康熙在用人上，对汉人采取防范措施，致使一些科学家得不到重用；在培养人才和集体研究问题上，在有众多传教士的条件下，没有兴办外语学校，没有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书籍；在制造仪器和观测时，只是把所制成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只供皇帝本人使用，而没有用来进行观测；对于中国传统科学的弱点--系统性、理论性不强，康熙未予以重视，他只关心一些普通常识问题，对从欧洲传进来的一些理论问题，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都未重视去研究。康熙时期的科学政策是我们同欧洲科技发展拉大差距的起点，在之后的统治政策中也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如乾隆后的”复古“运动就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据学者统计，满清修订四库全书中禁毁图书达3000多种，几十万部以上；禁毁的书名可谓是种类繁多，不仅仅包含关于民族、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连科学、技术、经济等类型的也要禁止，比如《经济考》、《军器图说》等。在满清统治的几百年里，诸如《天工开物》之类的科学技术书籍居然消失了；《天工开物》在当时而言就是相当先进的，直至民国在日本发现了此书，才得以使之重现中华大地。《军器图说》是明朝火器部队重要的图书之一，明朝时期中国军队的装备是一点也不落后于西方，自隆庆年间，明所使用的火器多达几十种。在航海方面，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个例证，当时郑和所乘的船就是最为先进的，西方造不出来。有郑和所乘的船和哥伦布的船复原模型的对比，哥伦布的船就显的太袖珍了《天工开物》还算幸运，很多书籍就没有这种运气了。满清禁毁图书的程度在汉人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这种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清朝实行的恰恰是明朝的体制。在明朝的封建体制下国家向来不重视科学和逻辑。整个明朝的科技发展跟宋朝并无区别，完全是孤立的发现，没法形成体系。到明朝末年，中国连几何和方程的基本规则都没有出现，大炮还得从葡萄牙进口，说科技落后全部是满清的责任有以偏概全之嫌。 四、李约瑟汉学研究的治学方法李约瑟是系统研究中国科学通史的开山鼻祖，也是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人。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不仅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系统翔实的资料全面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通史，其编撰过程也为我们研究科技史乃至科学研究提供了科学思维和操作方式上的借鉴其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基本方法可概括为六个方面： 第一是搜集有关资料，做卡片索引，建立庞大的资料存储和检索系统，兼收并蓄古文献、图片与考古资料。李约瑟着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现代计算机尚未开始利用，因此，他特别重视编排卡片索引。他根据学科范围，编辑资料文件夹、照片资料夹、附属文件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资料存储和检索系统。由于这是第一次用西方语言写成的多卷本著作，因此每卷必须列出庞大的各种参考书目，他还特意编排了参考书目卡片索引，以备长期查证。此外，还编有其它专门卡片索引，如中国技术术语卡片索引，还有一个包括古代数千名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的人名索引。这些资料，后来构成了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馆藏。 李约瑟博士重视对中国古文献资料的全面搜集和考证。他除了参考各个学科历代相传的重要图书外，还从有关词典学文献中发现许多重要资料，从历朝历代的正史中搜集天文、历法和声学方面的资料，并参考数以千记在科学、技术和医学方面有成就的人物传记资料。他非常重视对古文献资料的考证。李约瑟说：“我们总有这样一个经验，每当开始写新的一章时，我们就面临术语混乱的局面。过去存在这么多的曲解和误译，这么多以假乱真的传说，这么多写错的日期和误解。再则，还有表示某一专门学科或技术术语方面的困难，即所谓必要的行话。在现代科学的西方语言中有，在古代及中世纪科学的汉语中也有。在某些情况下，技术术语是相当难办的，例如在中国医学方面，翻译问题几乎是无法解决的。” 他还善于利用第二手资料，即从已经出版的各个专门学科史的著作中寻找利用文献资料的捷径，如参考已经出版的数学史、天文学史、昆虫学史和医学史著作。他还主张在做出结论前，还应该考虑非中文文献。这些文献不仅包括日文、朝鲜文、越南文及东亚其他文字的文献，而且包括梵文、乌尔都文、波斯文以及阿拉伯文、希腊文、拉丁文和欧洲后起语言的文献。为了掌握全部上述文字，常常需要参考译本。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不仅仅限于文字证据。他认为，无论是刻在墓石上和庙宇里的各种图象和图片，还是绘在墙壁上的壁画，或插在书中的木版画插图或其他复制品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资料。考古学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图象。他曾经与王铃根据图象实物提出一个论点：船尾舵一定是三国时期（公元三世纪）或更早时期的一项发明。后来，他与鲁桂珍在广州发现了一只从汉墓出土的装有船尾舵的明器船，从而纠正了原先的论点。另一个例子是：敦煌石窟中有一幅画，现在保藏在法国巴黎基迈博物馆（Musee Guimet A Paris）。画中，佛在打坐，群魔正在打扰他，有的全副武装。其中一个魔鬼头上饰有3条蛇，手中握着一个火焰发射筒，火焰向前直喷。这是喷火枪的最早图片。他据此得出结论，喷火枪不比投射炸药包的火炮早，但肯定早于火箭。 二是注重实地考察，实际感受传统工艺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以理解中国古籍中描述的科学技术，而且与中国学者广泛交流，获得启发。1942年，李约瑟接受英国政府派遣，作为皇家科学院代表，前往中国援助受日军封锁的中国科学家。李约瑟最初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后负责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ScienceCooperationOffice），为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提供援助，包括提供科学文献、仪器、化学试剂，传递科学信息和沟通中国与外国（尤其英美）之间的科学交流。在中国工作期间，李约瑟实地考察了大半个中国，东到福建，西至敦煌的千佛洞，并结识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学者，开阔了眼界。这些学者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史家、社会学家。他们同他讨论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科学发展和社会经济等一系列学术问题。他们告诉他读什么书、买什么书和每门学科史中的关键问题。李约瑟逐渐积累了足够数量的中国典籍。1943年他说：“为了研究生活传统问题，很有必要在中国长大，或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否则，就难以真正懂得书中的许多东西。一个人必须受过专门训练才能自己去搞真空蒸馏，或是去完成滴定。一个人必须乘坐中国船去航行，才能真正了解头篷帆。同样必须熟悉中国小小的豆腐厂和酱油厂，才能知道如何制作豆腐和酱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