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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注重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最典型的例子是在英国皇家军备研制局配制了一些火药，李约瑟设法把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火药不同成分整理出来，用图表进行比较观察，以检验中国古文献中记载的火药配方。李约瑟通过对整个火药史的研究，得出结论：火药中硝的成分是逐渐增加的，很可能最初硝、硫、炭的比例相等，或硝的比例还少一些，越到后来，火药的威力越强，燃烧速度越来越快，最后硝的成分逐渐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或八十。这是理论上的最佳数量。为了论证这一点，他与他的合作者说服英国皇家军备研制局专门配制了一些火药，含硝量由百分之二十到九十不等。有一天，他们去研制局所在地肯特郡的海思戴德堡（FortHealthsteadofKent），把这些火药逐个点燃来进行观察。李约瑟设法把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火药不同成分整理出来，用图表进行比较观察。从《武经总要》、《火龙经》及十四、十五世纪以前中国更早的古籍记载中发现，硝、硫、炭的成分平衡点散在表上各处，表明当时还在进行各种不同配方的试验，后来的配方也围绕在硝的成分为百分之七十五左右。从早期阿拉伯及欧洲记载中，发现这种平衡点一律集中在硝的成分为百分之七十五的中心附近，似乎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一开始就知道该怎样配制最佳的火药了。火药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在火药知识传入欧洲的同时，基本配方的知识也同时传入了欧洲。 四是站在世界科学史、比较科学史和中外科学交流史的高度，把中国科学文明置于世界史中应有的地位，从而纠正了西方过去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各种错误看法、误解和严重低估。他所做的中西对比重要发现如下： 1、解高次方程的霍纳法是法国数学家霍纳（W.G. Horner，1786-1837）于1819年建立的，但是宋代数学家秦九韶在1247年提出的方法实际上与霍纳法一致，却早于霍纳572年。 2、当西方人争论谁在1615年左右最先发现太阳黑子时，中国早在公元前18年以来便系统记录了太阳黑子，比欧洲早了1500年。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1600年间，中国有90项超新星记录，其中1054超新星是近代射电天文学家感兴趣的蟹状星云的残迹，而西方过去对此闻所未闻。中国早在公元前1361年就有日食记录，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1600年间有581项彗星记载，公元前467年记到哈雷慧星。 3、近代科学革命的关键仪器就是时钟，而其灵魂是擒纵装置，过去认为是十四世纪欧洲人的发明。中国在723年僧一行已制出这种装置，1090年苏颂在开封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构造中便有机械钟。这种中国时钟由英国人坎布里奇（John Cambridge）复原后，每小时误差仅在20秒以内。 4、当西方人对磁极性一无所知时，中国人已在关心磁偏角及磁感应性了。在英国人尼坎姆（AlexanderNeckam，1157-1217）于1190年在欧洲首次提到磁极性和磁感应之前，沈括（1031-1217）已于1080年对磁针作了描述并指出磁偏角。欧洲人知道磁偏角是在十五世纪。指南针知识是在十二世纪通过西辽经陆路传到西方的。 5、西方人在十三世纪以前还不知道硝石为何物，而中国早在850年的《真元妙道要略》就记载以硝石、硫黄和木炭制成火药混合物，1044年的《武经总要》更给出最早的军用火药配方。 6、1380年前，欧洲人还无法制造出一小块铸铁，而中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已在工业规模上生产铸铁了，到公元一世纪中国人已是铸铁大师，欧洲人相比之下落后了1500年。他还根据考古资料，将中国古代的冶炼炉与后来西方的冶炼炉作了对比，得出结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在钢铁冶炼技术方面长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7、在植物学方面，明代朱橚于1406年刊行的《救荒本草》列举可供救荒食用的野生植物414种，对其生态特征、地理分布和处理方法都作了说明，并附有精美的植物插图。欧洲直到十八世纪布雷安特（Charles Bryant）才开始注意到野生植物的食用价值，比中国晚400年。西方第一部印刷的植物图出现于1475年德国人康拉德（Conrad）的《自然志》中，但比《救荒本草》晚了69年。 8、中世纪中国从人尿中提制性激素，是一项最大的生物化学成就。西方认为尿为污秽之物，直到1927年阿什海姆（S.Aschheim）和宗德克（B.Zondek）才从尿中获得性激素。在中国，叶梦得（1077-1148）在《云水录》中已描述了从尿液中提制性激素的方法。 9、近代医学科学中最伟大、最有益于人类的一个学科--免疫学，产生于人类为预防天花而进行的种痘实践中。葛洪于300年最早记载了这种疾病，在1000年已经发明天花预防接种，1500年中医已公开著书介绍这种疗法。这时欧洲人对此一无所知，许多患者因此失去生命。中国种痘法西传后，1700年经土耳其传到英国（1722年，英国驻土耳其伊斯兰堡朝廷大使夫人沃尔斯莱？蒙塔古夫人-Madam Mary Wolseley Montagu-让自己的孩子们全种上痘，并把种痘术带回英国，在欧洲广为宣传）。十九世纪初，爱德华？真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发现了牛痘苗可安全预防天花。 10、中国至迟在公元前200年的汉初，就有了有效的胸带挽具，公元六世纪有了更进步的颈圈挽具。这两种有效的挽具直到公元1000年欧洲才开始出现。西方过去用颈肚带挽具，拉力来自颈部，极易使牲畜窒息。 五是内因与外证研究相结合，既注重科学发展的内因，又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外在影响，论证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根源。《中国科学技术史》不仅空前完备地综述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对世界文明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而且充分体现了李约瑟的科学哲学思想，其核心就是和谐与协调。李约瑟的学生和长期合作者鲁桂珍说过：“他力图调和一切，在政治和宗教、宗教和科学、东方和西方以及各派学说之间，寻找相辅相成、共同互通的地方”（张孟闻：《李约瑟及其中国科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这一段话概括了全书的宗旨。作者上述思想的起源，主要并不在于他的出身和天性，而在于他的文化观念。在早年所受的教育中，开阔的文化视野对李约瑟学术倾向的形成影响至关重要，他很早就有机会了解古代埃及人的风俗习惯，对异域文明的接触和认识促使他放弃了西方中心主义。对李约瑟来说，科学就是实现大同理想的最佳手段，因为科学具有人类其他活动领域如政治、经济等所不具备的特性。 六是重视各国学者之间的学术合作，发挥各自专业特长，合作撰写学科史，而且卓有成效。他一再强调：没有一个单独的欧洲人或中国人有足够广泛的知识能在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业上取得成功，没有一个人能够单枪匹马地完成这项任务；即使我们自己能活到马士撒拉（Methuselah-《圣经创世纪》中的族长，活了969岁）或彭祖的岁数，我们也完不成所有应做的工作。从第五卷起，李约瑟无法亲自一一执笔，开始另请专家按照《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体例及指导思想去研究和撰写各分卷分册，最后由他亲自过目审定。《中国科技史》的主要合作者有王铃、何丙郁、钱存训、弗朗赛斯卡·白瑞、狄特？库恩、黄兴宗、黄仁宇、卜德、卜鲁、卜正民、雅诺什·梅里亚斯基、肯尼斯？罗宾逊等一大批世界各国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其中王铃是李约瑟博士第一个主要合作者。从1947-1957年，王铃在剑桥与李约瑟合作了九年。王铃去澳大利亚后，李约瑟劝说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工作了九年的鲁桂珍回剑桥做他的助手，改行成为医药史、医学科学史和生物科学史的专家。何丙郁教授在布里斯班格里菲思大学当汉语教授（GriffithUniversity，Brisbane），负责炼丹术历史和早期化学史。钱存训过去在北京图书馆工作过，后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工作，是造纸史和印刷史方面的权威，负责中国造纸史和印刷史卷。弗朗赛斯卡·白瑞（FrancescaBray），汉文名白馥兰，曾在马拉西亚住过，亲自种过水稻，知道农时农活安排，专攻中国农业史，负责中国农业史卷。德国的狄特·库恩（DieterKuhn）负责中国纺织技术史卷。中国纺织技术史是最难写的课题。李约瑟对库恩的合作极为赞赏。他说：“我认识不少工程师，他们都说宁愿退避三舍，也不愿和纺织机械打交道。有趣的是：库恩在开始学汉语和日语以前，早就是合格的纺织工程师了。他搞中国纺织技术史，就把早年所学的知识很好地使用上了。”黄兴宗是抗战时期李约瑟在中国的第一批合作者之一，负责植物学史卷。他研究的是植物杀虫剂和生物植保的起源。黄仁宇是读者熟悉的《万历五十年》作者，在剖析欧洲资本主义的起因和妨碍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的种种社会条件方面做了出色的研究工作。美国的卜德（DerkBodde）写过许多有关历代中国文人学士世界观的文章和书。美国人卜鲁（GregoryBlue）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专论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传统社会。加拿大的卜正民（TimothyBrook）探讨现代中国自己的社会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性质的意见。波兰学者雅诺什·梅里亚斯基（YarnoschMeliasky）研究中国逻辑史。肯尼斯·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原来在联邦德国汉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工作，负责物理声学方面。 五、李约瑟著作年表李约瑟一生著作等身，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发表科学论文300多篇（生物化学和科学史约各占一半）、学术著作约50种，除了《化学胚胎学》、《中国科学技术史》和许多演讲、感言和短文外，他的重要论著和文章还有： 《唯物主义与宗教》（Materialism and Religion，1929） 《劳德派马克思主义》（Laudian Marxism，1932） 《基督教与社会变革》（合作编写，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1935） 《基督教与共产主义》（Christianity and Communism，1937） 《平等派与英国革命》（Levellers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1939） 《中国科学》（Chinese Science，194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