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新编年体例
    孔子修《春秋》之第二新义，在于创新了编年体例。
    历史记载是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诸要素组成的，用时间顺序将其他要素贯穿起来，是对人类活动顺乎自然发展状况的一种描述。我国古来的记事方法，便以时间领起。甲骨卜辞，金文以及名目繁多的古史，多以时间为序。但据传世文献看，《春秋》以前的记事很不完备，记言体史料无时间位置可作对比，而有时标之文献，其顺序排列也不得当。一般日、月在前，年在后，或有日月而无年，有年而无日月。王国维曾考证说："书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间记事之体。"（《观堂集林》卷一《洛诰解》）这种将年置于文末的排列，显然不合叙事的习惯，故杜预认为："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异同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春秋经传集解序》）"表年以首事"，就是以年限领起史事，这是符合叙事习惯的。
    西周、春秋时代的记事体史书，据说达到"百二十国宝书"（《公羊传》徐彦疏）之多，但后世均失传，究竟是何面目，现已不可得知。孔子选鲁史为依据，显然鲁史较他书为优。鲁史官设置于周初分邦建国之时①，其可考年数比晋、楚、宋、齐早一百多年②，故史料记载久远，是其优点之一。其二，鲁史体例较完备。据徐中舒、罗世列等先生考证，认为现存之《春秋》，实即鲁太史所作之鲁《春秋》。其记事已有取舍、有书法、有意旨了，因此它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官修编年体著作③。对其结论我们尚可商榷，但其考证，倒可证明鲁史的完备。那么其他史书面貌如何？今无实证，难以确说。从《史记·六国年表序》的一段话中，似可略见端倪。司马迁说秦火之后，"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又说"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说明当时仅有《秦记》、《春秋》可供参考，而《秦记》"不载日月"、"文略不具"；与《春秋》之时间连贯、史料完备、文字严谨又有书法意旨的情况大不相同。因此司马迁对《秦记》只是依用史料，而对《春秋》则是效仿遵循。就此可见，经过孔子修订后的《春秋》，与未作修订的《秦记》，差距是很大的。尽管各国间文化发展不一，肯定存在差距，但差距不至如此之大。司马迁看到的这种差距，显然是孔子加工的结果。司马迁"踵"之，正是对孔子修订的尊重与肯定，这在《三代世表序》中说得更清楚："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说明孔子详细订正年月日之时间顺序，是修订的重要内容。
    就现传《春秋》看，所记二百四十二年间诸侯之访聘、会盟、战争等事以及自然界发生的日食、地震、山崩、大水、大旱等现象，都按明确的年月日顺序记载，是编年体的基本形式。它与甲骨文的零碎、金文的篇目孤立，《秦记》的"不载日月"、"文略不具"相比，已由史料发展为系统描模、评断历史发展的史书了，因此，被肯定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孔子对这一体例的创新，使他成了可考的编年体宗师。
    《春秋》为编年体之初创，粗糙原始，只以提纲形式记载史事，难明因果。《左传》增广史事，注意文彩，创新史论，遂为独立之作。但体例格局一如《春秋》，仅为完善改进而已。这种改进完善，使此体大行于战国时代。
    两汉时，纪传体争胜于史坛，但就其体例辨析，实为综编年记事、人物传纪、制度专史、年表谱录于一炉的综合体。其中的本纪便是编年形式，以时间为序载录史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轮廓，成为全书总纲，而其余列传、表、志书，无不据以为归，显然取法《春秋》、《左传》之体式，而又有所丰富与发展罢了。因此章学诚说："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变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又说："编年、纪传，同出《春秋》。"
    实际上这二体发展的趋势，是相互渗透、互为补充的，这种趋势在《资治通鉴》的体例完善中，体现得最清楚。它以编年统领大事，中心突出，保持了编年体一目了然的特点，又吸收了纪传体包罗万象的长处，将人物传记、典章制度、经济发展、民间习俗穿插其间，统而不分，形成了主干材料与辅翼材料交相为用的述史体制，既便于展现历史纵的发展趋势，又便于展示社会横向的概貌，遂使编年体进入成熟期，并从中孕育出纪事本末体。
    南宋袁枢受《通鉴》改进叙事方法、扩大表现范围的启示，将《通鉴》所记史事独立成篇，各编年月，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细究其体式，并未离以时间为序的编年体例，只是在原有的直观性、容纳性的基础上，平添了一层灵活性而已。而这种灵活性，在孔子汇辑《尚书》时早有体现，其中《金滕》、《顾命》等篇，便具有一人一事之本末性质。因此，溯源追根，我国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体，均有孔子之史功在，而创新编年体例，是形成各体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