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著《史记》，其"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达"通古今之变"的著书宗旨，显然是对孔子"疏通知远"思想的继承。其断限，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贯通三千年，可谓上通；其体例由五方面构成，增强了叙史的广度，可谓旁通。所以后世研究会通思想的史家，总是将二人相提并论，郑樵所记"修书之本，不可不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夾漈遗稿·上宰相书》），便是一种代表说法。
    继孔子、司马迁后，我国史著中的会通之作各具特色：刘知几之《史通》侧重研究史书著述的古今之变，杜佑的《通典》总结了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郑樵的《通志》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做了历史文献方面的汇辑工作，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古来学术文化做了通盘研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成为"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通贯古今的政治教科书。他们不论取何形式，全都贯穿了疏通知远的历史借鉴思想，形成了我国史学的通史传统，此传统实由孔子首开其端。
    （二）褒善贬恶的时代责任感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就是要把历史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④，褒善贬恶这条书法成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阶级时代内涵。古代史官之善恶标准，代表奴隶主政权的官方立场，褒贬一以奴隶制的礼义为违合。孔子的基本立场是地主阶级的，他为地主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创立了仁政学说，是封建政治理论、意识形态的奠基人。其"君君臣臣"的理论，已含有一种相对的要求，改一味责臣之旧例为互有约束，带有地主阶级初期的民主色彩，正是其取代奴隶制的进步之处。所以，孔子通过"道名分"进行褒贬的善恶标准，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阶级内涵，远非古代史官可类比，这是就政治立场而言。就行文技巧看，古史官有"告则书、不告则否"的规定。孔子非史官，仅依政治需要选用史料；古史官有"令不及鲁，故不书"的规定，孔子强调大一统，强调疏通知远，记事原则为"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大大超过了鲁史记载范围。就著史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一点，从立场与行文考察，他都表现了鲜明的时代责任感。
    董仲舒认为孔子著《春秋》是为"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引）。此语中的，概括出"《春秋》道名分"的批评对象，正是各层统治阶级。"正名"正是针砭时政的代名词。此事极慎重，故"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此事大冒风险，故孔子有着知我罪我惟《春秋》的忧虑。但他仍要"窃取其义"地注入自己的褒贬之意，强烈地表现其主观认识，正是时代责任感之所使。
    孔子之褒贬，有时通过选材，即传统所说"比事"的原则。无关紧要之事虽大不书，有关名分者虽小必书。如赐齐桓公胙、策名晋文公为侯伯之事皆不书，而于隐公元年书"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胙"，这是件小事，却做了记录，因为仲子为惠公妾，天子赠之賵，实属失体。其他如家父求车（桓公十五年），毛伯求金（文公元年），都属君不君，臣不臣的表现。孔子选记，善恶自现。孔子也在遣辞用字上表现褒贬，即传统所说之"属辞"的原则，也称作"一字褒贬"。其实，孔子未必字字有用意，如"伐"、"侵"、"袭"等字之区别，也多沿用约定俗成之旧例，不可过多去穿凿附会。但有些用辞确有其用心所在，如改吴楚之"王"为"子"，以纠正名称的混乱，贬斥诸侯之僭越。践土之会晋文公召天子一事，改写为"天王狩于河阳"，对双方有失君臣之礼的做法委婉地纠正，讥刺之意自现。
    以属辞比事表现史家褒贬态度的做法，被后世史家所继承，又进而发展为独立于史文之外的论赞形式，如《左传》之"君子曰"，《史记》之"太史公曰"等等，但无论如何变化，其反映史家之政治态度、忧患意识的实质不变，均能使史著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来，这一传统，也是由孔子首开其端的。
    （三）据事直书的斗争精神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孔子表彰晋史官董狐"书法不隐"的斗争精神，揭开了我国史家不畏强暴、坚持原则、据事直书传统的序幕。
    在我国，据书法直书到据史实直书，有个发展过程。董狐写"赵盾弑其君"一事，是典型的据书法直书的例证，孔子在此既不是强调史实，也不是强调书法，而表彰的是史家的原则性、斗争性。这种原则性与斗争性，经后世史家的斗争，与据史实直书结合后，便保证了我国史著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据《公羊传》记载，孔子著史有所谓"三讳"原则，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其对后世有恶劣的影响，首先隐瞒历史的真实性，造成史实的淆乱；其次助长了特权思想，使统治者欺世盗名而肆无忌惮；第三为史家运用曲笔提供借口，使史德沦丧。这一后果孔子是有责任的，但对此也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第一，"三讳"盖旧书法之遗存。孔子对旧书法不尽遵从，但亦未完全摆脱，"三讳"说即其例。第二，孔子"正名"达到的依然是君臣上下的等级秩序，与旧礼义之别贵贱、序尊卑之规范一脉相承，维护尊者、长者是政治的需要，维持大局的安定，就是最大的直道。正如他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三讳"对于地主阶级稳定政局也是必要的，刘知几深闇其旨，认为"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史通·曲笔》）。就此看，正名说与三讳说实质一样，均为阶级的需要，时代的必然现象。随着封建集权政治的加强，演变为专事迴护隐恶的曲笔现象，是我国史学发展中的阴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