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规定书法义例
    孔子修《春秋》之第三新义，在于体现了不同以往的书法义例。
    书法又称义例，也有称作凡例的。三者虽各有侧重，实际都是指著书的宗旨与体例，也就是有关写史的思想指导原则和行文技巧的规定，它要说明史家为何写史和如何写史的问题。
    古来史家乐道孔子之著史书法，在于"一字褒贬"的"笔削"之义。这一理解过于狭窄，而言之有使"乱臣贼子惧"的效果，又未免夸大。我以为孔子的书法内涵，远远超过"笔削"上的功夫，对后世的影响，当从中国的史学传统中去探讨。
    以往人们研究孔子之书法，多举《春秋》，而涉及《尚书》少；谈《春秋》义例多论行文技巧，而阐述思想原则少。现我拟参照有关论述，就两书的编纂情况，侧重揭示其著史的指导思想，间及行文技巧，因为二者是密切相关的。
    孔子著书的指导思想，表现在各个方面，我们大略概括成以下四方面，即疏通知远的历史借鉴思想，褒善贬恶的时代责任感，据事直书的求实精神，多闻阙疑的审慎态度。
    （一）疏通知远的历史借鉴思想
    孔子以前的人已懂得借鉴历史为现实服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大畜》），是就个人修养而言；"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尚书·诏诰》），是就施政而言。但那时的史家，局限于录史工作，很少能对历史的发展做出全面记载与论述的。孔子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对历史发展的分期和特点，以及各阶段间的关系，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理论上的概括。
    孔子称唐虞以前为"大同"时代，特点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显然是原始共产社会的一种无私有、无阶级的和睦的社会局面。他又将夏、商、周三代称作"小康"时代，特点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同上），这是进入阶级社会后充满阶级斗争、阶级矛盾的社会现实。
    孔子对西周与春秋时期的历史，也作了划分："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这显然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变革，即王权下落，政权转移的情况。
    对各阶段间的联系，孔子认为存在着批判继承的关系。就礼仪制度来说，他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并具体说明"损益"的结果是"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是向理想处发展的。相传孔子所撰《易大传》曾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说法，正可为"损益"之说做注脚。他还曾说过"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说过"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这都证明孔子所讲的"损益"关系，含有明确的进化观点，是唯物辩证的。
    孔子的这种进步史观，是其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古代文化、探求治国依据的过程中获取的。把这种认识以理论形式著为一书是可以的，但他认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他深知活泼泼的历史本身，最能给人以"深切著明"的提示，最能揭示出得失成败的真缔，只有在人类社会损益发展的长河中，才能展现出疏通知远的借鉴意义。于是孔子决定将古往今来的史料加以贯通编辑，写出一部通史留给后人。
    我们完全可将《尚书》、《春秋》，视作孔子编纂的当时通史。《尚书》记虞夏商周事，《春秋》记近现代事，时间衔接，可作上下册看；由于原始史料不同，故二者体例有异，一为史料汇编，一为编年体史书，但就疏通知远的会通思想看，则一脉相承。先看《尚书》之取材，既有上通，即将虞夏商周四代典籍作纵向贯穿；又有旁通，即西到秦，东到鲁，将不同地域的史料做横向联贯，这样上下左右地反映古往今来的世势发展，基本上概括了历史的流变与全貌，只是由于"文献不足征"，才以文献汇编成书，如果"足征"，孔子肯定会写成一部完备的上古史的。
    在史料较为完备的情况下，孔子写成了近现代史《春秋》。它虽以鲁史旧文为依据，但所记内容，就时间地域看，已大大超过鲁之史地了。所说"亲周"，不仅是尊奉周天子，还有遍记周之史事的用心。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只有全部记载，方可为一代周史。有人称之为"国际史"，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准确。因为在孔子的观念中，春秋一代，仍为周天子统领下的一体国家，诸侯大夫再强大，也仅仅是地方势力，并非能代表独立的国家性质，也就完全区别于今人观念中的国际意义了。故此处处"亲周"，实含有旁通的意义；"运之三代"，有上通的意义，二者配合，便是接续《尚书》，完成周朝近现代史事的写作而已。由于文献完备，年月衔接，故取编年体例。形式与《尚书》不同，但从疏通知远的用心来看，确实可视为一部通史的上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