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处理过程
    小车工人抗捐，本属经济斗争，属于官民矛盾，属于阶级斗争范畴。但是，加捐当局是租界工部局，在某种意义上为一殖民政府，因此，抗捐斗争便容易带有民族斗争色彩。小车工人活动的租界，属于工部局管辖，但从法律意义上说，这些车夫的行政管辖权属于上海地方政府，属于上海县令与上海道台。处理小车工人抗捐事件，工部局需要与上海地方政府协商。按照地位对等原则，工部局应当与上海县政府联系，领事则与上海道台联系。这样，围绕抗捐事件，官民、中外矛盾便夹缠在一起。
    4月2日，事件刚刚开始，有些车夫前往上海县署，要求县令与工部局交涉，取消加捐，署知县黄承暄开始时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态度，推托不管，后经车夫一再请求，才答应出面斡旋。
    此后几日，事件愈演愈烈。4月5日下午，租界当局与上海知县会商解决办法。6日，上海领事团与上海道台达成协议，决定将加捐之事展延至7月1日执行，在此之前，仍依旧章收捐。这是个折中方案，因为加捐之成议依然有效，只是延期执行罢了。
    加捐之事既然无法取消，那么，车夫反映的生存困难的问题便需要解决。上海县令为此进行了具体的努力。
    上海小车工人主要来自江北，以南通、盐城一带人为多，亦有崇明人，他们大多身无长技，家无隔夜之米，为灾荒所逼迫，流落上海，靠推车糊口。他们奋起反对加捐，实在也是迫不得以的，诚如当时报纸文章所述：
    （车夫）载重至四五百斤，每当炎夏之时，奔驰于烈日中，恐汗珠滴入目睛，则以麻制长条勒于额上，自朝至于日暮，足不停趾，所得不及二三百文，允宜不体恤其情，不复续加捐款，……彼盖大半无家无室，孑然一身，既无田之可耕，又无业之可就，幸沪上为富庶之地，得受廛而谋朝饔夕飧，乃既收其捐，且又加收其捐，不滋闹焉，更何从而吁使豁免！（注：以上几段资料，见《论小车夫因加捐闹事工部局办理失当》，《时务报》第25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一日；《悯车夫文》，《申报》，1897年4月8日。）
    清末的《图画日报》曾绘画刊文，记述小车夫之苦：
    沪上各行店之货物，各住家之器具，凡属笨重非常者，均以小车载之，其费力较之他项车子为甚，而得赀则独少。故凡充小车夫者，终日惴汗奔驰，仅足以谋一饱，室家之养，殊未惶也。且冬季之寒风，夏天之烈日，侵肌砭骨，疾病堪虞，其情形有至可怜悯者（注：《上海社会之现象，小车夫劳动之可怜》，《图画日报》，第56号第7页。）。
    小车工人反对的是租界加捐，并不是上海县加捐。因此，上海县政府处理这件事情就比较超脱。小车工人是华人，是自己的子民，他们反对的实际上是西人的政权。因此，上海知县在感情上比较同情小车工人。4月5日，当一大批车夫涌至县署，要求父母官为他们作主的时候，署知县黄承暄表现出少有的耐心和细心。他传开设车寓之周竹山、李大祥、王复林、张言序、王信保、张文耀、张旺扣、包载卿、沈金鳌及受伤之周高群、黄渭章、张扬扣等12人，问他们何处人氏，车从何处而来，价值几何，车捐先前多少，现在多少，每日能得几钱，为何抗捐，要他们详禀租界巡捕镇压车夫的细节，并叫车夫留下西人巡捕行凶的佩刀、印度巡捕裹头的红布。他们这样做，实际是搜集与租界谈判的资料。上海知县和会审公廨所出告示，也明显地站在车夫一边，内云：
    照得本廨本县据小车夫周竹山等联名禀，称身等在租界推车度日按月每车捐钱四百文，情形已极困苦，现在工部局又议加月捐钱二百文，万难措缴，生计将绝，命若倒悬，禀乞援救等情，据此查租界小车，依此为生者，人数众多，终朝辛苦，所获微资，仅敷糊口，原捐为数已巨，若再加捐，该车夫等实力有未逮，据禀前情，业经会衔禀情道宪照会租界领袖总领事，转饬工部局暂停加捐，尔等须知外国官董亦皆仁慈为怀。（注：《续记小车夫闹事后情形》，《申报》，1897年4月7日。）
    这不啻在为小车工人叫苦。
    抗税抗捐是晚清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官民冲突比比皆是。但是，在这里，就上海县与车夫的关系而言，官民不是那么尖锐对立，他们倒是结成了反对租界的统一战线。
    上海地方政府在无法取消加捐的情况下，为缓解小车工人加捐后的困境，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努力：
    其一，提高运费。经上海县署提议并与上海领事团协商，双方同意自7月1日起，也就是与小车加捐同步，适当提高小车运费，凡客栈、商埠、码头等运货，加车资10文，私人雇车加资5文。这样，就将捐费的一部分转嫁到租户身上，“名为出自车行，实是缴由租客”（注：《苏松太道告示》，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四日，上海档案馆藏公共租界总务处档案，1897年小车工人抗捐事件。UI-5-73，第65页。）。
    其二，补贴捐费。6月25日，上海道刘麒祥、署上海知县黄承暄、英租界会审公廨谳员屠作伦与中国通商银行董事严信厚、江北通瀛公所董事等20余人经过商量，决定对所加新捐200文中，由小车工人负担100文，其余100文由各业帮助补贴解决。这样，经过抽肥补瘦，将一部分新增捐费转嫁到相对富裕的商人身上。舆论评论此举“不惟收拾民心，颂声雀起，久而弗替”，而且起到解决游民就业、不使流为盗窃、稳定社会的作用（注：《论通瀛公所津贴车捐之善》，《新闻报》，1897年5月25日。）。
    这样，提高运费和补贴捐费双管齐下，小车工人实际增加的负担就不是很多了。
    6月30日，在加捐决定执行的前一天，500多名小车工人集议抗捐，企图以罢工作抵制，但由于租界早作准备，上海道、上海知县也协助租界弹压，罢工未能取得成功，到7月2日，已有一千五六百辆小车领了新照。
    在租界方面，延期加捐的决定，在西人中引起极大反响。4月7日，《字林西报》发表题为《屈服》的文章，称在此事件中，“道台受制于小车工，领事团受制于道台，工部局又受制于领事团”。该报认为，工部局对此事处理均不妥当：
    凡在中国遇聚众滋闹之事，未有若此之姑容敷衍，办理失当者矣。……或谓工部局允从领事所言，亦出于不得已，是何故欤？若论处此，惟有三策：坚持不移，其一也；倘不敢坚持，知难而退，其二也；姑容甘让，其三也。今工部局乃择最为贻羞之下策，此又何为哉？是领事与道台关照工部局，明告华人，但止聚众闹事，毁坏玻璃窗，击破巡警头额，即可如彼之愿矣。若此者，不独窥破西人之性情举动，且开以后可危可险之端。西人在沪，管束华人，计有三十万人之多，向惟震之以名望，非仅制之以势力也。今领事与工部局，将西人平日名望，皆委弃于风中。无论华人猜度之有合与否，其意必将以西人为畏怯，而所以畏怯者，或因吾保护之力，尚有未足。即领事与工部局董事之中，或亦如此存心，故出此敷衍之策。是岂智者所为乎？（注：《论小车夫因加捐闹事工部局办理失当》，译自《字林西报》1897年4月7日，载《时务报》第25册，1897年5月2日。）
    《字林西报》评论说，“就目前而观，道台迫于小车夫之吁求，领事徇于道台之商请，而工部局则受领事之愚弄矣”（注：《论小车夫因加捐闹事工部局办理失当》，译自《字林西报》1897年4月7日，载《时务报》第25册，1897年5月2日。）。
    同日晚，西商在礼查饭店开会，会上群情激愤，指责工部局在延期加捐问题上处理失当。
    4月8日，工部局董事会举行会议，总董泼兰的斯（J.Prentice）希望举行一次西人纳税人特别会议，讨论工部局的措施，表示经过解释，如果工部局的措施得不到纳税人会议的支持，则他打算辞职，请另选代表（注：《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纪录》，1897年4月8日，藏上海市档案馆。）。
    4月10日，西商在礼查饭店再次举行会议，列名者200余人，到会者2000余人，“以礼查客店正厅之大，后到之人，几无容足之所，论议纷纷，莫衷一是”（注：《纪西商会议加捐事》，《新闻报》，1897年4月11日。）。西商均以领事、董事为不然，痛加批驳。西人意思，车夫抵制加捐，租界就收回已发捐照，延期加捐，这样，“未免示人以怯，一则有坏租界第三十四条章程，一则各国西人恐启华人轻侮之渐，将来此风一开，作事必多棘手”（注：《纪西商会议加捐事》，《新闻报》，1897年4月11日。）。他们要求自5月1日起立即加捐。这一意见遭到工部局拒绝。4月21日，西人纳税人举行特别会议，会上，工部局董事说明，延期加捐的协议是领事团与上海道台在4月6日达成的。4月23日，西商七八百人在礼查饭店再次集议。会议一方面勉强同意延期加捐的协议，一方面严厉批评工部局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失当，为此，“不免言辞激切，诸董遂纷纷告退”（注：《纪西商集议加小车捐事》，《新闻报》，1897年4月25日。）。
    5月12日，工部局董事会全体董事宣布辞职，另外选出新的董事会。对于上海租界小车加捐事，英国政府曾批评英国驻沪总领事，谓“小车夫虽系中国子民，实皆异常穷苦，何得一再加捐，更不应调兵登岸，惑乱人心。该董等办理不善，实属咎无可辞，以后该工部局不准再议加捐”（注：《纪西商集议加小车捐事》，《新闻报》，1897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