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资料很重要，它表明，通瀛公所是在政府的授意、支持下成立的，是联系政府与车夫的桥梁。通瀛公所成立以后，承担起管理车夫的职能。他们从小车工人中立车头12人，管车寓数百家，“各车寓乃各保所寓车夫，自安生业，无作非为，到加捐时不敢违抗生事”（注：《通瀛公所董事张寿怀、沈嵩龄、章定勋、应朝纲致书濮来德先生阁下》，上海档案馆藏公共租界总务处档案，1897年小车工人抗捐事件。UI-5-73，第65页。）。
    顾德曼的《上海同乡组织》（注：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95。），对上海会馆公所的作用作了很深入的研究，这段资料可以作为她的论点的一个佐证和补充。
    问题之三：公共租界权力结构
    对待加捐事件，西商--领事团--英国政府，其态度依次呈“激烈--比较温和--温和”这么三级阶梯。英国政府距离最远，所以，还会说一些比较人道主义的话；领事团处于当中；租界市政管理与西商关系最密切，所以他们态度最坚决。
    当时的公共租界，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小王国，工部局相当于政府，西人纳税人会议相当于议会。公共租界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西商的意见，特别是西人纳税人会议的意见。公共租界虽以英国人为主，但英国驻沪总领事并不是工部局的最高领导，工部局总董并不是领袖领事的下级。
    但是，依照章程和管理，寓沪西人在外交方面，由各国领事组成的领事团与上海道台是同级，与道台打交道是领事团的权限，而工部局只能与县令打交道。
    在当时华人政权系统中，道台是上海地方外交的代表，道台是县令的上级。在对等外交的格局中，领袖领事是寓沪西人的外交代表，但领袖领事并不是工部局总董的上级。
    也就是说，在华界，行政系统与外交系统是完全重合的，道台签订的外交协定，县令必须执行。在租界，行政系统与外交系统是分离的。领事团的意见虽然被工部局采纳，但西人纳税人会议极不满意，最终导致工部局董事集体辞职。西商在集会时，有人对工部局董事进行批评，声称对纳税人会议“所决办法，工部局亦无不照行之权”（注：《论小车夫因加捐闹事工部局办理失当》，译自《字林西报》1897年4月7日，载《时务报》，第25册，1897年5月2日。）。也有人认为英国总领事韩能（Nicholas John Hannen）不应过多干预对此事件的处理，韩能的无能，是此事件处理失当的原因之一。（注：《租户（寓沪西人之有地产者）来函论小车不宜加捐二则》，译自《字林西报》1897年4月15日，《时务报》，第26册，1897年5月12日。）
    法租界是领事独裁制，外交、行政合二而一，所以，没有发生危机。
    通过上面的叙述和讨论，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一市三治，由于华界、租界在行政、外交方面体制的不同，也由于民族主义的因素，晚清上海政治运作具有其他城市所难以相比的特点，往往是经济问题政治化，行政问题外交化，简单问题复杂化。
    [附笔]本人所用档案资料，有一部分系上海档案馆马长林先生代为查找，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