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浙东史学的特点及其价值
        浙东史学家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治史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历史观点到治学 方法上都有相近之处，互相传承，如梁启超所说的“厘然而自成一系统”，在以下几个 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
        1、重视历史观的探究
        浙东学派中，在历史理论上最有建树的当属章学诚，然章氏的理论往往多承受于浙东 前辈学者。如“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就有本于薛季宣所说的“道无形埒， 舍器将安适哉？”（注：薛季宣：《浪语集》卷23《答陈同父》。）叶适的“物之所在， 道则在焉”（注：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47《皇朝文鉴一·四言诗》。）和黄宗羲“ 道、理皆从形、气而立”（注：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的看法。又如章学诚重 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因有革”的，这也可溯源于南宋浙东学 者吕祖谦、陈亮的有关论述。关于历史发展动因，章学诚有如违背民心所愿，即使圣贤 也不能建功立业，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浙东史学前辈吕祖谦就有“合群策，集事功” 、“藉众人之力而共建”的思想（注：见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第9章。）。以 上思想在后来的章太炎、蔡元培、陈黻宸的著作中也都有所体现。
        2、重世务，贵事功
        永嘉学派的创始人薛季宣，“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陈傅良从薛季宣游 ，深得薛氏经制事功之精髓。他编撰《历代兵制》就是为南宋统治者取以为鉴的。吕祖 谦认为“学者当为有用之学”（注：吕祖谦：《左氏传说》卷5。），他写的《历代制度 详说》就从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及国计民生等方面的十五种制度入手，讨论其因革损 益，分析历代制度的利弊，以为当世之用。叶适论史，处处注意联系实际，如他论纪纲 、论用兵、论理财、论民族关系等，陈古刺今，无不以历史经验结合南宋现实而发。黄 宗羲称赞宋代事功学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 以开物成务”（注：《宋元学案》卷52。）。他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都体现 了经世致用的思想。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更是不厌其烦的反复阐明其经世致用的学 术宗旨。历代浙东学者重视对《春秋左传》和《周礼》的研究，就是出于经世的目的。 清末新史学思潮更是经世致用的产物，宋恕、蔡元培、章太炎、陈黻宸、孙诒让等无不 热心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关注社会改革变迁。宋恕、章太炎等把自己参与所办的报纸就 命名为《经世报》，针对当时有人看不起经世之学，宋恕还在《<经世报>序》中指出： “古无所谓经学、史学也，学者学经世而已矣！理者经世之的；数与文者，经世之器； 而经、史、诸子者，经世之师承也……今白种诸国，莫不以经世为学”。从章太炎、陈 黻宸的史学论著及其所订编史体例来看，也都可明显地感受到经世致用的精神。
        3、经史并治的旨趣
        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的，是清代的章学诚。其实章氏这一命题是继承浙东前辈思 想而来的。薛季宣说：“《春秋》者何？鲁史记之名也”（注：薛季宣：《浪语集·经解 春秋旨要序》。）。吕祖谦说：“观史，先自《书》始”（注：《东莱别集》卷7《与张 荆州敬夫》。）。而在叶适那里，更已形成六经皆史的思想的刍形。他说：“《书》起 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 故悉矣”。王阳明也认为“《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 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章太炎也是把经学做作为史学来看待的 ，在这一方面他是深受叶适、章学诚等人影响的（注：见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 学之功夫及志向》，《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由上述可见， 六经皆史思想是浙东史学一脉相传的思想。因此，浙东学者重史而不废经，经史并治， 故能在史学领域取得不凡的成绩。
        南宋以来，空谈性理的宋学已在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浙东史学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 ，“言性命必究于史”，主张“六经皆史”，经史并治。不少浙东学者受古文经学的影 响，把汉儒治经的方法运用到治史上，他们的对古史的研究重点放在《左传》、《周礼 》上，形成求实考信的治史态度和以注疏考据为主的治学方法。吕祖谦撰《大事记》， 以《左传》、《竹书纪年》等书纠正了《史记》不少纪年上的错误。叶适也多用考据的 方法证明“六经”为先秦史籍，而非孔子所作。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考史》，对“十 七史”、《通鉴》、《纲目》、《唐鉴》、《续通鉴长编》等书都有所考辨。开全面考 评历代史籍之先河。胡三省的《通鉴注》“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 合，制度之沿革损益”都有所疏释。黄宗羲强调治经“必明证于史籍而后足以应物”， 其研究《周易》，对卦象的解释，许多地方都是以史证经，排除历来对卦象的神秘主义 说教，还其古代文献的地位。上述传统对乾嘉时期的学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全祖 望、邵廷采、章学诚的时代，考据方法已成为治学的主要方法。但浙东史学能坚持它“ 经世致用”的原则，不为考据而考据。因此在乾嘉时期，大多学者在埋头故纸之时，浙 东学者仍能取得诸如“明史研究”、《宋元学案》、《文史通义》之类的重大创新成果 。晚清以来，黄以周、平步青、李慈铭等走的仍然是考据的路子，至孙诒让熔经世致用 与章句考证为一体，故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经世巨著的问世。宋恕、章太 炎更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形成一派区别于康有为、梁启超一 系的维新变法力量，为重振“浙学”树起了鲜明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