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教哲学研究的特点和历史
    要了解道教哲学研究状况，首先应该把握它的特点。道教哲学是道教的一个分支研究领域。与道教的其他分支学科比较而言，道教哲学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直是在其学科概念和性质不确定的状态下探讨道教哲学的。道教哲学这一分支学科不确定的表现之一是至今对道教哲学概念的认识还存在着重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道教哲学仅仅只是道教中类似于老庄道家哲学的言论，老庄诸书“为道教哲学之精义所在”[1]，“道教的宗教哲学主要由老庄思想为主干的道论组成”[2]。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在历来道教与道家不分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另一种观点则与其相反，主张“区分道家哲学与道教哲学”，认为道家哲学只是一种哲学流派，而“道教哲学是为其教义服务的，是其教理教义的思想理论基础，换句话说，对道教教义的哲学论证就是道教哲学，在这里道教神学和哲学几乎是浑然一体的”[3]。我们认为，后一种观点更恰当地界定了道教哲学。道教哲学这一分支学科不确定的表现之二是道教哲学研究常常混融于道教文化和道教思想研究之中（如卿希泰先生所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和《道教文化新探》就包含了不少道教哲学的内容），还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只有少数论著标明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就是道教哲学本身，如李刚所著《汉代道教哲学》和卢国龙所著《道教哲学》，这使道教哲学有了一定的独立地位）。在我们看来，文化范畴大于思想范畴，思想范畴又大于哲学范畴，道教哲学包含于道教文化和道教思想之中，但彼此之间又是有区别的。道教哲学还有待于从道教文化和道教思想研究中独立出来。我们在评述道教哲学研究状况时，并不仅限于标明为“道教哲学”的论著，也包括了一些有关道教文化和道教思想的研究成果，但只抽取其中属于道教哲学的内容来评述。
    其次，要了解道教哲学研究状况，还应该弄清它的研究历史。道教哲学的研究史与道教研究史几乎是同步的。1949年以前，由于道教在近代的进一步衰落以及民主与科学思潮对道教的批判，道教受到冷遇，道教研究不受重视，只有少数几位著名学者如陈寅恪、汤用彤、蒙文通、王明、陈垣、陈国符、刘鉴泉、许地山、傅勤家等写过一些道教论文和著作，有关道教哲学的论著则可谓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试列举如次：黄季刚《仙道平论》（《雅言》1914年1卷2期）、容肇祖《读〈抱朴子〉》（《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周刊》1926年22、23期）、姚永朴《三教异同说》（《民彝》1927年1卷6期）、许地山《道家思想与道教》（《燕京学报》1927年2期）、胡哲敷《道家哲学与道教》（《新中华》1933年1卷19-20期）、蒋维乔《道教思想的由来及其哲学》（《光华大学半月刊》1934年2卷6-10期）、许地山《道教之根本思想及其对于人生的态度》（《读书季刊》1935年1卷2期）、易君左《道教教义的检讨与批判》（《文化先锋》1943年2卷22期）、王明《论〈老子〉与道教》（《中央日报》1947年9月15日）。1949年至1966年，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道教研究曾一度被视为禁区。虽然也有解禁之时，但从事道教研究的学者较少，成果不多，17年间发表的论文共计50篇左右。有关道教哲学的论著相应地也很少，除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中有关道教哲学的章节外，还有一些零散的论文，如汤用彤、汤一介《寇谦之的著作与思想》（《历史研究》1961年5期）、王明《从墨子到太平经的思想演变》（《光明日报》1961年12月1日）、俞松青《老子道家思想与〈太平经〉》（《光明日报》1961年6月4日）、杨向奎《论葛洪》（《文史哲》1961年1期）、王占元《周易参同契的哲学思想》（《光明日报》1961年10月13日）等。1966至197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道教研究可说是一片空白，道教哲学自然也没有什么研究成果。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拨乱反正的新形势下，各门科学研究恢复了生机，道教研究尤其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出现了至今未衰的道教研究热潮。据统计，近20年间发表的道教著作约70种，论文约1400多篇。其中有关道教哲学的论著超过30%，在道教研究中所占比重与道教史相当，两者都远远超过其他道教分支学科如道教科学、道教伦理、道教文学艺术、道教仪式等的研究。这表明，在人们对道教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研究的高潮时期，道教哲学是很受重视的。人们不仅想知道道教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也想从对道教哲理的探究中搞清道教的本质，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而且，发掘和整理道教哲学可以纠正长期以来的学术偏见。这种偏见表现最明显的就是绝大部分中国哲学史著作中都没有道教哲学的位置。现在学者们经过研究发现，道教哲学其实“是中国哲学这棵主干上的一个分支，是中国哲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若缺少了道教哲学，“我们写出的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便是残缺不全的”。相信这种认识将推动道教哲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下去。
    二、道教哲学研究面面观
    从形式上看，道教哲学的研究成果可分成两类，即通俗性的论著和专业性的论著。前者是对道教哲理（主要是道教的教义和教理）的讲解与介绍，文字浅显易懂，可让一般读者较快了解道教的精神实质；后者则是对道教哲学思想的分析和评论，哲学味较浓，有益于深入揭示道教的内蕴和奥秘。我们的评述以后者为主。
    从内容上看，道教哲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九个方面。它们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探讨了道教哲学，展示了道教哲学的丰富内容、特色和影响。试分述如下。
    （一）道教哲学总论
    许多学者都提到了道教哲学并就道教哲学作了一些个案研究，但很少有人从整体上对道教哲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学科概念和性质进行界定和分析。李刚《汉代道教哲学·导论》是这方面的拓荒之作，全文从道教哲学能否成立、怎样界定道教哲学、道教哲学与道家哲学的联系和区别、道教哲学的个性特征、道教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道教哲学在当代社会有何价值六个方面对道教哲学这一学科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论，可谓道教哲学研究的纲领。另一些学者则试图从总体上描述和勾勒道教哲学的全貌。刘仲宇《中国道教文化透视》第三章第三节“宗教哲学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提出了道教哲学的基本结构，认为“形神俱妙，与道合真”是道教哲学的中心思想，“道”是其世界观的最高范畴，对于道的把握构成了道教哲学的认识论，变化观尤为道教哲学所强调，是因为它要论证和指导各种道术的实践。陈耀庭《论道教教义思想的结构》（《学术月刊》1992年4期）认为道教教义的核心是“道”和“德”，天道、地道、人道和鬼道是道教教义结构的四个要素。王平《道教教义理论剖析》（《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2年3期）着重考察、分析了道教教义理论的三个方面--神仙信仰、主宰神灵观、承负报应说，并对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作了揭示。在对道教哲学进行总体把握的同时，一些学者对道教哲学的根本性质作出了论断，较有影响的观点就是认为道教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冯国超《析道教生命哲学》（《哲学研究》1991年10期）从道教关于生命的来源、生命的本质、生命的结构、生命的升华与再造、生命的价值等几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道教的生命哲学思想。李刚《论道教生命哲学》（《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认为道教哲学以生命为本位，主要是一种生命哲学。在道教哲学中，宇宙论和认识论是其人生论的装饰品和论证工具，而人生论的核心就是以解决生命问题为宗旨的神仙不死之学。该文还论证了道教生命哲学具有重生性、主体性、实证性、超越性等特征，而且可发而为外王之用，形成道教的生命伦理学和生命政治学。其他一些总体透视道教哲学的论文有：侯才《道教的内蕴及其文化功能》（《哲学研究》1989年9期）、贺绍恩《略论道教的信仰及其特点》（《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4期）、王宜峨《道教哲学简论》（《中国道教》1989年4期）、李刚《道教哲学刍议》（《哲学研究》1989年10期）、许抗生《略论道教的几个思想特征》（《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辑）。对道教哲学进行宏观、综合和总体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它可以使人从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把握住道教的基本脉络。可惜这方面的论文太少，专著几乎没有。卢国龙的新著《道教哲学》（华夏出版社1997年）从书名来看似系这方面的开拓之作，且作者亦称该书欲对道教哲学进行秉本执要式的综合概括和整体把握，但实际上只是在“究天人之际”这一道教哲学的主题思想指导下分别论述了道教科仪、重玄学、内外丹术三个方面的哲理，并非对道教哲学的全景描述和总体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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