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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教哲学与其他宗教哲学和哲学派别的比较 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对比研究的方法有时往往更易揭示道教哲学的特征。道教哲学作为一种宗教哲学，完全可以和其他宗教哲学进行比较。在哲学大家族中，道教哲学是其成员之一，所以也可将道教哲学与其他哲学派别作比较。道教学界目前还没有专门用比较方法研究道教哲学的专著，只在少数几篇有关比较宗教的论文中涉及到道教哲学与其他哲学之异同的比较。在道教哲学与其他宗教哲学的比较方面，汤一介《论道教的产生和它的特点》指出道教哲学的特点只能在和其他宗教的对比中加以揭示。论文认为，几乎所有宗教提出的都是“关于人死后如何”的问题，道教所要讨论的则是“人如何不死的问题”。道教的理论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从若干个基本命题以及构成其哲学体系的范畴这两个方面表现出了它与其他宗教派别不同的特点。我们可以通过早期道教史中的佛道之争来看道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点何在，那时佛教和道教的不同大体表现在三个问题上，即生死、神形问题；因果报应问题；出世、入世问题。此文还根据道教的特点，揭示了它不能成为一种世界性宗教的原因。胡孚琛、陈静《从宗教学看道教》（《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1期）认为道教具备宗教的基本要素，例如在宗教神学方面也像世界宗教一样有其灵魂观、神灵观、神性观、生死命运观等宗教观念与思想。但从教旨上看，道教追求肉身成仙，不老不死，重视现世利益，这同三大世界宗教追求灵魂的解脱，重视来世利益的特点大相径庭。李养正《论佛道义理之差异与相互融摄》（《中国道教》1997年4期）则专门比较了道教与佛教在哲学义理上的异同，并论证了两教都融吸彼方之长，以补自己之短。佛教主要摭取了道教的各种道术，道教则主要融摄了佛教的彼岸世界、因果业报、轮回与地狱、心性之学等观念与思想。在道教哲学与其他哲学派别的比较方面，道家与道教及道家哲学与道教哲学之关系问题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牟钟鉴《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上编《道家学说概观》对此有比较清晰的梳理。该文指出，如果说古人混一道家道教是认识上的一次肯定，那么现代学者严格区分道家与道教就是肯定之后的一次否定，下一步还需要作一次否定之否定，即对两者的同异互含作出更全面更合乎实际的说明。此文尝试概括了道家与道教的四点相同之处（先秦两汉道家是道教的重要思想来源；道教是道家的一个重要分支；道家与道教在根本理论上血脉相通；道家思想借助于道教而延续和深化）和三点相异之处（道家和道教的根本旨趣不同；道家与道教对鬼神的态度不同；道家和道教的存在方式不同），并总结说，道教可以看作是道家的一个特殊流派，它对道家有所继承发展，也有明显的转向和偏离。道家与道教在历史上是有离有合、同异并存和纠结发展的。其他如郝宜今《道家、道教、道学》（《内蒙古社会科学》195年5期）、王沐《道教与道家的关系及其区别》（《湘潭大学学报》1986年2期）等论文也对道家和道教的哲学思想作过比较。此外，也有人比较了道教哲学与玄学的异同。刘仲宇《道教与玄学歧异简论》（《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指出，玄学和道教都以先秦道家为其思想渊源，且有一段共生的历史，所以容易将它们混淆。其实，二者无论是在尊奉的人物与经典、对“道”的理解、服食金石药的范围和目的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在这些歧异的背后，则是一般思潮和宗教派别之间在生活情趣、终极目的、形神观、宇宙论诸方面的深刻分歧。李庆《养生和飞升--魏晋时期道家和道教生死观的一个侧面》（同上）比较了道教与玄学思潮中的生死观念、养生方法在形式上的类似和在思想深层的不同，并总结了道教在这两方面的特色。 （九）道教哲学与中国文化 在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推动下，道教学界也广泛深入地探讨了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其中自然包括了道教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学者们是从两种角度入手探讨这种关系的。一是试图宏观地把握道教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卿希泰主编《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刘仲宇著《中国道教文化透视》和陈兵《道教的文化根柢》（《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就体现了这种倾向。卿希泰认为，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从其思想渊源方面看它吸收了哪些传统文化，二是从其作用方面看它在历史上对社会和其他文化领域起过什么影响。据考察结果可知，道教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分别吸收了道家思想、黄老之学、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董仲舒的宗天神学、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墨家思想、传统鬼神观念和古代宗教思想与巫术、神仙思想及神仙方术，同时又对我国的政治和社会历史、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了它的深刻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实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刘仲宇认为道教是中国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产生于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并形成相对独立的一个分支，积极地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化系统的发展，在中国民族文化心理中掺进自己的影响。道教与中国文化的其他分支（如佛教、儒学）和各个部分（如哲学、文学、科学等）都是相互吸收、利用、影响、渗透和依存的。陈兵认为，从道教可以直探中国文化之深根，因为道教集中体现出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特点。这些特点可概括为四点，一是求道不已的精神，二是从贵生到长生不死的追求，三是从天人合一到“我命由我不由天”，四是兼容并蓄，包容一切。 二是考察道教与中国文化的某一具体分支或部门的关系，以此管窥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牵连。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首先是研究了道教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李养正《道教与诸子百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对此问题的论列最为全面详细，全书分别论述了道教与原始宗教及神仙家、道教与《老子》和老聃、道教与《关尹子》和尹喜、道教与《列子》和列御寇、道教与《庄子》和庄周、道教与《墨子》和墨翟、道教与杨朱、道教与法家、道教与名家、道教与纵横家、道教与兵家、道教与杂家、道教与阴阳五行家、道教与方技、道教与术数、道教与儒家、道教与佛教都存在着思想上的吸收和继承关系。刘国梁《道教与周易》（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詹石窗和连镇标《易学与道教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一辑“道教易学”专号（三联书店1997年版）则专门探讨了道教与周易、道教易学与传统易学和哲学的相互吸收和影响。另外，还有不少有关道教与中国哲学之关系的论文，如王明《论道教的生死观与传统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5期）、崔大华《庄子思想与道教的理论基础》（《哲学研究》1990年5期）、高正《庄子学派与神仙道教》（《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4期）、彭耀、孙波《论黄老之学的演变和道教的产生》（《孔子研究》1989年2期）、赵宗诚《论道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宗教学研究》1991年1-2期）、李远国《墨家与道教》（《孔子研究》1991年4期）等。其次，道教与中国文学艺术的关系也得到了研究，出现了詹石窗《道教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刘守华《道教与民间文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张松辉《汉魏六朝道教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宜峨《道教美术史话》（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周振锡《道教音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等专著和葛兆光《想象的世界--道教与中国古典文学》（《文学遗产》1987年4期）、伍伟民《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刍议》（《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4期）、丁若木《道教与中国画略论》（《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史俊《道教对中国书法影响小述》（《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2期）、詹石窗《简论道教对传统戏剧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4期）等论文。再次，对道教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也有人作了初步的探讨。孟乃昌《道教与中国炼丹术》（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和《道教与中国医药学》（同上，1993年版）分别探讨了道教与中国炼丹术和传统中医学的关系，其中均有专章论述道教哲学思想对后者的影响。最后，关于道教与中国社会和民俗的关系，有李养正的专著《道教与中国社会》（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作过论述。 三、道教哲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综观本世纪以来的道教研究状况，可以看出，中国大陆道教学界是很重视道教哲学研究的，对道教哲学的研究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上说都出了不少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已取得了共识，如都认为道教的核心信仰是长生成仙，道教生死观的特色是形神不离，肉体不死，道教哲学对宋明理学的形成产生过影响等等。在有些问题（如道家与道教的关系）上虽尚存分歧之见，但大都提出了各自的理由和依据，使问题得以逐渐深化，从而有利于对这些问题形成客观公允而非浅薄的认识。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道教哲学研究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有待于今后补救。简而言之，有以下几点。 （一）如前所述，道教哲学这一学科一直都不确定。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为推进道教哲学研究，当前应尽快按照科学的方法对道教哲学的学科概念和性质加以明确的界定。就像基督教哲学一样，道教哲学在学术研究中也应有一定的独立性，不能总是将其与道教文化和道教思想的研究混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要使道教哲学纯化，而不是泛化于道教的各种宗教要素之中。这乃是道教哲学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的前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