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固保守势力以洋务派十几年洋务活动的失败而否定学习西方，否定变法改革的必要性。谭嗣同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说，中国人把一切来自外国的东西，或一切比中国新的事物，都冠以“洋”字，加以排斥。实际上，人们所说的这种洋务，“皆中国应办之实事”（注：《治事篇第一·释名》，《谭嗣同全集》（下）435页。）， 不仅抵御外国侵略需要办洋务，即使没有外国侵略，中国也必须大办洋务，这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洋务派的失败，错不在办洋务，而在他们没有抓住洋务的根本，又没有真正懂洋务的人才，虽然搞了些“轮船、电线，枪炮等物，皆为洋务之枝叶，且犹不能精，徒奉行故事虚摩帑项而已。”（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58页。 ）所以才遭到破产。由于洋务派的失败，就反对洋务，反对学习西法，那无异于“因噎废食、惩羹吹齑”，（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58页。）显然是错误的。
    谭嗣同认为，在西方列强已经深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如不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变革，外国人就会“代为变之”。（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55页。 ）外国侵略者将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附属国，中国人将变成外国人的奴隶，最后亡国亡种：“中国不变法以期振作，使外洋入而代为变之，则养生送死之利权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黄种之民胥为白种之奴役，即胥化为日本之虾夷、美利坚之红皮土番、印度阿非利加之黑奴！”（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55页。）“会见中国所谓道德文章，学问经济， 圣贤名士，一齐化为洋奴而已矣。”（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57页。）反之，中国一旦进行变法改革，不仅可使中华民族避免亡国亡种之祸，而且可以走上振兴之路，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应以为变通，使人存政举，利权尽操之自我。以中国地宝之富，人民之众多而聪慧，必将为五大洲三十余国之冠。外洋皆将仰我鼻息以为生活”（注：《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上）216页。）
    谭嗣同主张从根本上变革中国全部陈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破除全部陈腐的封建传统观念，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要修铁路，造轮船，开公司，立保险，建银行，创邮局，设商部，集商会，兴学校，开议院，慎科举，改官制，等等，总之，要在中国“尽变西法”。谭嗣同的“尽变西法之策”（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68页。）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全面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
    谭嗣同特别重视教育改革，把改革封建科举制度，兴办现代学校看作变法改革的根本大计。并把西学作为教育和科举改革的主要内容。他说：“论变法之次第，则根本有所宜先，而未容或紊，如铁路、轮船、钱币、枪炮、与夫务材、训农、通商、惠工诸大政，固无一不应规仿西法，亦无待今日而始知其然。然而某人果精某艺，某事宣任某人，瞻望徘徊，未知所属，则万不能不广育人材，为变法之本。固不能不变通科举，为育才之本也。……拟请旨饬下各直省学臣，自光绪二十二年始，凡遇岁、科、优拔等试，除考制艺外，均兼考西学一门，……必须果真精通一门，始得考取。不兼西学，虽制艺极工，概置不录。”（注：《乙未代龙芝生侍郎奏请变科举先从岁科试起折》，《谭嗣同全集》（上）237-238。）明确地把改革教育和科举，把培养和选拔精通西学的人才作为变法改革的突破口：“故必变科举而后可造就人才，而后可变一切之法矣。”（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59-160。）
    四、批判封建专制和封建经济思想
    对阻碍中国发展和走向富强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传统经济思想，谭嗣同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谭嗣同认为，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亡秦的暴政。二千年来的封建法制，都是为了维护暴君的统治而压制人民的自由，剥夺人民权利的。而封建的三纲五常、封建的伦理道德，也是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是封建统治者用以钳制人心的工具。正是这一大堆封建上层建筑，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使中国不能振兴，难以发展。封建君主“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39页。）整个封建国家机器， “统政府台谏六部九卿督抚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过力制四万万人之动，絷其手足，涂塞其耳目，尽驱以入契乎一定不移之乡愿格式。”（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0页。 ）而封建法制则是对人民进行“酷烈钳制之法”。（注：《上欧阳中鹄·十》，《谭嗣同全集》（下）463页。）“其所以待官待土待农待工待商者，繁其条例，降其等衰，多为之网罟，故侵其利权，使其前跋后疐，牵制万状，力倦筋疲，末由自振，卒老死于奔走艰蹇，而生人之气，索然俱尽。”（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47-348页。）谭嗣同认为，中国如不摆脱这些封建枷锁，只能日益衰亡，甚至会倒退到原始野蛮状态中去，根本谈不上发展和富强，如果“仍守中国之旧政。伈伈伣伣，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绵延长夜，丰蔀万劫，不闻一新理，不覩一新法，则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蛮者，再二千年，将由今日之土番野蛮降而猿狖，而犬豕，而蛙蚌，而生理殄绝，惟余荒荒大陆，若未始生人生物之沙漠而已。”（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44页。）相反，如果通过变法改革，破除封建专制统治，变君权为民权，使人民获得民主、自由和平等，那么，中国的面貌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一旦衔勒去，民权兴，得以从容谋议，各遂其生，各均其利，杼轴繁而悬鹑之衣绝，工作盛而仰屋之叹消。”（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6页。）人民的富裕、国家的强盛就指日可待。
    封建顽固势力攻击改良派讲工商以求利，倡变法以求富，是违背了中国传统的贵义贱利的经济思想原则，圣贤治国只应讲礼义，不应讲利害。谭嗣同驳斥说，真正的圣贤没有不关心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物质利益的：“谓圣贤不当计利害。此为自己一身言之，或万无可如何，为一往自靖之计，则可云尔。若关四百兆生灵之身家性命，壮于趾而直情径，遂不屑少计利害，是视天下如华山桃林之牛马，听其自生自死，漠然不回其志。开关以来，无此忍心之圣贤。”（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63页。）他认为，讲礼义，正人心， 首先应以百姓生活富足为基础：“衣食足则礼让兴，故圣人言教必在富之之后。”（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61页。）不讲富强之术，空谈礼义教化，是根本行不通的。在道器、义利之间的关系上，谭嗣同认为器、利是第一性的，道、义是第二性的：“即欲正人心又岂空谈能正之乎？则亦寓于变法之中已耳。……言王道则必以耕桑树育为先。无其器则无其道，圣贤之言道未有不依于器者，而岂能遍执四百兆之人而空责以正心乎？”（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61页。）谭嗣同指出，顽固派自命为圣贤、土君子，但他们“养民不如农，利民不如工，便民不如商贾”，（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63页。）他们所谓不计利害的观点， 实际上是为了掩盖他们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亡时刻，却“智不足以研几，勇不足以任事”，“不一讲求维持挽救”（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63页。）之道的腐败无能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