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还尖锐地批判了封建传统的崇俭黜奢思想。他指出，封建地主阶级的崇尚节俭论，是一种守财奴思想。聚集大量财富的地主分子，却节衣缩食，生活吝啬，只知利用手中的钱财去剥削贫民百姓：“放债则子巨于母而先取质，粜籴则阴伺其急而厚取利。”（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3页。）百姓不堪忍受，纷纷起义造反， 结果他们囤积的财富最终也保不住。所以崇俭黜奢的结果是：“人人俭而人人贫。天下大势，遂乃不可以支。”（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3页。）
    因此，谭嗣同主张提倡奢，即鼓励高消费，认为奢即高消费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为贫民百姓开辟就业门路，奢虽可能害一身，但却可以利百家：“夫岂不知奢之为害烈也，然害止于一身家，而利十百矣。锦绣珠玉栋宇车马歌舞宴会之所集，是固农工商贾从而取赢，而转移执事者所奔走而趋附也。”（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3 页。）另外，如果富民把自己的钱财用于生产性消费，用于投资兴办现代工商业，那么，这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所要求的，不仅于富人本身有利，而且有利于国家和人民：“有矿焉，建学兴机器以开之，凡辟山、通道、浚川、凿险咸视此。有田焉，建学兴机器以耕之，凡材木、水利、畜牧、蚕织咸视此。有工焉，建学兴机器以代之，凡攻金、攻木、造纸、造糠咸视此。大富则为大厂，中富附焉，或别为分厂。富而能设机器厂，穷民赖以养，物产赖以盈，钱币赖以流通，己之富亦赖以扩充而愈厚。”（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4页。 ）所以谭嗣同的结论是：“故理财者慎毋言节流也，开源而已。源日开而日亨，流日节而日困。”（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4页。）
    五、对资本主义弊端的认识
    谭嗣同热烈赞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大机器生产方式，主张破除封建政治障碍和思想障碍，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清道路。但是，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已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弊端日益严重，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一方面垄断资产阶级的财富积聚空前膨胀，一方面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给人类社会带来共同富裕和普遍幸福。谭嗣同看到并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弊端。他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惟富有财者始能创事，富者日盈，往往k3j503.jpg于国家，甚乃过之；贫者惟倚富室聊为生活，终无自致于大富之一术。其富而奸者又复居积以待奇赢，相率把持行市，百货能令顿空，无可购买；金镑能令陡涨至倍，其力量能令地球所有之国普受其损，而小民之隐受其害自不待言，于事理最为失平。于是工与商积为深雠，而均贫富之党起矣。”（注：《报唐才常书》，《谭嗣同全集》（上）249-250页。）
    资本主义虽然造成了贫富不均，激化了阶级矛盾，但谭嗣同认为，当时中国处于经济发展的创业和起步阶段，在这种发展阶段，即使发展造成了贫富不均，发展成果为数富人所独占，也应当容忍，只有容忍这种情况，“大有力”之人才会为利所趋，创办各种经济事业，从而推动国家的振兴。西方国家就是这样迅速富强起来的：“西人于矿务、铁路及诸制造，不问官民，止要我有山、有地、有钱，即可由我随意开办，官即予以自主之权，绝不来相禁阻。一人获利，踵者纷出，率作兴事，争先恐后。不防民之贪，转因而鼓舞其气，使皆思出而任事，是以趋利若鸷禽猛兽之发，其民日富，其国势亦勃兴焉。此欧洲各国政府倚为奇策者也。”（注：《报唐才常书》，《谭嗣同全集》（上）249页。 ）中国现在正需要实行这样的政策，“夹乎各大国之间，欲与之争富强，舍此无以求速效也。”（注：《报唐才常书》，《谭嗣同全集》（上）249）所以在中国，“以目前而论，贫富万无可均之理。 ”（注：《报唐才常书》，《谭嗣同全集》（上）250页。）
    但是，谭嗣同认为，贫富不均的社会决不是理想的社会。他认为，没有贫富贵贱对立的社会才是人类最高的理想：“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67 页。）“然无论百年千年，地球教化极盛之时，终须到均贫富地步，始足为地球一法。”（注：《报唐才常书》，《谭嗣同全集》（上）250 页。）贫富现在虽然不可均，将来则必须均。因此，他提出把中国社会的发展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创始”即创业和起步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不怕出现贫富不均，不怕利归少数人。这个阶段主要是求发展，不是求平均。第二步是“守成”阶段，这个阶段经济已经得到高度发展，主要矛盾已不再是解决发展问题，而是解决贫富不均问题。这一阶段在欧美各国已经出现，而中国则尚未到来。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创始之才，欧美现在需要的是守成之才。中国现在的功臣是创业之人，而欧美各国现在的功臣则是均贫富之党即社会主义党：“凡办事有创始之材，有守成之才，……创始当节目疏阔，重予人以利，而不多为启闭之法，但期风气速开，而事速以举，不问流弊如何，一于勇往直前，虽利归一二人，致召不平之怨怒，有所不恤，此欧、美之所由也。气势已盛，守成者出，乃始渐渐调剂其盈虚，周密其法度，过者裁抑之，不及扶掖之，始足以日臻于治理。欧、美颇昧于此，故均贫富之党出而警醒之。虽时时倡乱，为世诟病，实欧、美之功臣也，不可少也。”（注：《报唐才常书》，《谭嗣同全集》（上）250页。）
    主张把中国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转变为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把中国落后的手工劳动转变为先进的大机器生产，把中国腐朽的封建制度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谭嗣同这些主张，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进步主张。但是，谭嗣同并没有把贫富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看成人类的理想社会。相反，他主张中国经济达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应继续向消灭贫富对立的大同社会推进，并且在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主张中，力求为实现大同社会创造条件。例如，他提出的矿业商办主张，“专主散利于民，绝非垄断于一二家之私办可比”，（注：《报唐才常书》，《谭嗣同全集》（上）249页。 ）“不欲令一二家垄断其利，亦不欲分入于官，而归诸一县之公事，亦隐寓均贫富意矣。”（注：《报唐才常书》，《谭嗣同全集》（上）250页。）可见， 谭嗣同的两步走思想的实质是：第一步，用资本主义方法发展中国经济，尔后，第二步，用社会主义方法，使中国走向大同社会。并且在走第一步的时候，就要考虑第二步的发展。这些思想表明，谭嗣同不愧为中国19世纪末走在历史潮流前头的进步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