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通》对明代史学的影响
    明代没有出现能与《史通》相媲美的史学理论著作，但是由于《史通》一书的评释和 传播，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仿照《史通》的评史文章也不断涌现，何乔新《何文肃公 文集》中的“诸史”，何良俊《四友斋从说》中的“史一”，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辩》 中的“史学”，袁黄《群书备考》中的“史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的《史书 占毕》都留存了《史通》的风格。朱明镐的专著《史纠》也颇沿袭刘知几《史通》之文 （注：《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部史评类，第755页。）。这些文章中无不渗透着明代 学者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史学的建议，以下从《史通》中论述的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史家修养、史书繁简、史书体裁、史馆修史、评述历代史书五个方面进行分析，以见 其间的联系所在。
    1、史家修养。刘知几指出，才、学、识“三长”是一个称职的史学家应当具备的品质 。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被明代学者所接受，并以此来作为衡量史家优劣的标准。詹 景凤分析了才、学、识的关系，认为：“作史在学博，尤贵识高。盖该核在学，删取在 识，宣叙在才。才自天成，非由力致；学则可以力求，识非见道明即高，终涉过当，唯 道明而见超物表，斯其犹日月之照临无私故也。”（注：詹景凤：《詹氏性旦小辩》卷3 0，《史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2册，第396页。）胡应麟在刘知几“史才 三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公心”和“直笔”两条，认为只有如此才是真正的良史。他 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 董狐、南史制作无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左、马 恢恢，差无异说。班《书》、陈《志》，金粟交关；沈《传》、裴《略》，家门乎易， 史乎！史乎！”他还认为“公心”、“直笔”二者缺一不可：“直有未尽，则公心虽公犹 私也；公有未尽，则笔虽直犹曲也。”（注：胡应麟：《史书占毕》一，《少室山房笔 丛》第127-128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主张客观反映历史，不因 个人好恶爱憎而有所取舍。清章学诚在“三长”之外也增加了“史德”这一概念，强调 “著述者之心述”，“欲为良史者，当慎辩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注：章学 诚：《文史通义》内编卷3，《史德》，《文史通义校注》第220页。）也是强调了不能 以个人主观的观念左右史书修撰，这与胡应麟的观点不无联系之处。
    许多明代史学家还从其他的方面对史家修养有所认识，如何乔新从“明”、“道”、 “智”、“文”四个方面的素质来论述任史之职，他说：“苟非明足以周万物之理，道 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岂足以任其责哉？”（注：何 乔新：《何文肃公文集》第67页，台北伟文图书有限公司1976年影印本。）孙宜则指出 ，作为一个合格的史家，必须先有“达观大同之心”和“舍己从人之度”，然后才“可 以定百代之是非，裁历代之枉直”。（注：孙宜：《遁言》卷7，史论，《四库全书存目 丛书》子部第102册，第255页。）
    2.史书繁简。史书繁简问题是撰写史书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刘知几提倡编写史书力求 “简要”：“国史之美者，以叙述事为主，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又大矣 哉！”（注：刘知几：《史通》卷6，《叙事》，《史通通释》第168页。）主张文约而事 丰。关于史书的繁简问题，明代学者的论见值得我们分析。孙宜认为：“夫史者，所以 兼载治乱，详考得失，博观邪正，广究谟议，可备而不容略者也，盖宇宙古今之事千态 万状……故史之为体，因详证略可也，沿略核详不能也……作史者岂贵于厌繁而就简乎 ?”（注：孙宜：《遁言》卷7，《史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2册，第258 页。）主张详述始末，备载史实。事实上，在史书编写的发展中，可以记述的内容越来 越多，单纯追求简约也是不切实际的。
    胡应麟对史书繁简提出了新的见解，他批评了一直流行的史书尚简风气，对史书的“ 繁”和“简”进行了阐释：“史恶繁而尚简，素矣。曷谓繁？丛脞冗阘之谓也， 非文多之谓也。曷为简，峻洁谨严之谓也，非文寡之谓也……较卷轴之重轻，计年代之 近远，秕乎论哉！”他认为史书的“繁”、“简”指的不是文字的多少，而是结构上的 安排，史书文字应该繁还是应该简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简之胜繁，以简之得者论 也；繁之逊简，以繁之失者论也。要各有攸当焉。繁之得者遇简之得者，则简胜；简之 失者遇繁之得者，则繁胜”就是说如果安排得当，则“简者约而该，繁者赡而整”；失 当，则“繁者猥而冗，简者涩而枯”。（注：胡应麟：《史书占毕》一，《少室山房笔 丛》，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