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史书体裁。纪传体和编年体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两大基本体裁，刘知几《史通》中有 “二体”一篇对此加以论述。詹景凤在论述这两种体裁的发展时，基本上沿用了刘知几 《史通》中的文字：
    干宝著书，盛誉左丘明以深抑子长，谓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 焉。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按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 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 哉？至或身隐位卑，未预朝政；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皆略而不书，亦可也。如必 情有所，一以登之，不加刊削，则汉氏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直恐碎琐多 芜，阑单失力，不可以为书也。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 别。荀悦又依左氏成书，剪截班史，篇才三十，历代褒之，有逾本传。然则班、荀二体 ，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 《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
    其文几乎全部照搬刘知几《史通》之《二体》，只有个别字句有所改动。何乔新《何 文肃公文集》之《诸史》一篇中记述了纪传体、编年体史书的变迁和纲目体史书的特点 ：“……司马迁易编年之法为纪传之体，上起轩辕，下终汉武，《史记》作百三十篇… …至（班）固删定史迁之书，成父（班）彪未就之业，起于高帝，迄于王莽，作《汉书》凡 百卷……他如荀悦省前汉之繁而为《汉记》，袁宏剪后汉之秽而为编年体，制近古，辞 约事详，然既不逮夫左氏之当艳，复不若史记之盛行矣……司马温公复纪传而为编年， 总历代而为《通鉴》，上下一千二百六十二年，为书二百九十四卷，凡关国家之兴衰， 系生民之修戚者，罔不毕载，删述去取，亦莫不有深意焉……若夫子之作纲目也，岁年 有远近，详书甲子以纪之，则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国统有离合，特书正统以别之，则 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胡应麟《史书占毕》中云：“纪传之史创於司马氏而成於 班氏也，编年之史备於司马氏而精於朱氏也。司马、班氏出而汉以后之为纪传者靡矣， 司马、朱氏出而宋以前之为编年者废矣。”看到了班固《汉书》对纪传体正史，司马光 《资治通鉴》、朱熹《通鉴纲目》对编年体史书的深远影响。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史 一》没有明确提到史书体裁，但按其对史书的归类，则有纪传体的“十九代正史”；《 汉纪》、《东观汉记》等编年史；《汉官仪》、《汉书仪》、《大唐六典》等“皆杂载 各代之典章，以备作史者也”的典章制度史；（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5，《史 一》，第42页。）“偏霸之朝”如《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十六 国春秋》等“霸史”；他还特别指出《资治通鉴》为编年体通史，朱熹的《通鉴纲目》 则“大率即《通鉴》之事而稍寓以书法。纲以法经，目以法传，盖欲以继《春秋》之笔 也”。
    4、史馆修史。中国古代史馆修史肇兴于西汉明帝时著书东观，后经各朝发展。魏明帝 时设立专职史官著作郎，隋代又置监修官，至唐初设史馆于禁中，史馆修史逐渐制度化 ，一直沿袭至清末。在史馆修史制度下，因为由政府组织起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 完成史书编纂，所以为修史提供了很大方便，但设馆修史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很多弊端 。在史馆制度规模已具的唐代，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的刘知几就对监修者的“坐 啸画诺”，修史者的“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迁岁月”予以痛诋。谓“头 白可期，汗青无日”（注：刘知几：《史通》卷20，《忤时》，《史通通释》，第590页 。），转而盛赞《史记》、《汉书》出自一人。
    明代学者对史馆修史的见解比较统一，一般都认为官修不如私撰，王世贞、詹景凤、 何良俊、胡应麟都认为修史必须专于一人，詹景凤分析了史成于一人虽会有所缺失，但 “作之自我，议论规一，瞻前顾后我自得之，此一人所为则尽其长”，相反，众手修史 则面临着种种问题：“若必顾集群秀而更众手，其意岂不谓人人抱荆壁，家家握灵珠， 事理必无逸矣。不知聚讼纷挐，各执其议，既不能相下，又罔能兼收，以故文不能 成一家，事亦散失。”（注：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辩》卷30，史学，《四库全书存目 丛书》子部第112册，第403页。）何良俊认为自唐以前诸史，《晋书》最为冗杂，“正 以其成于众人之手也。”他还形象地比喻说：“此之谓百家衣骨董羹。夫布褐虽至麄恶，然使其为完衣，则犹可适体。今或以布褐与锦绮杂缀成服，其得为美观乎？”（注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5，《史一》，第47页。中华书局1997年。）胡应麟《史书 占毕》中指出“史非专不可”：“司马、班氏人自为史，其史也，史百代而有余；司马 、班氏合而为史，史一代而不足，则史非专不可。”他还以唐代为界，对私家修史和官 方修史进行了总结和比较：“唐以前史一人，而其业精，故史无弗成而无弗善。唐以后 史之人二，而其任重，故史有弗善而无弗成。唐之时，史之人杂而其秩轻，其责小而其 谤巨，故作者不必成，成者不必善。”
    5、评述历代史书。刘知几《史通》中有“古今正史”一篇，对先秦至唐代的史籍进行 了介绍和评价，涉及《尚书》、《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 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十六国春秋》、《魏 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唐书》等史籍。明代学者的著作中也不乏 此类文章，以上所述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中之“诸史”，何良俊《四友斋从说》中 的“史一”，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辩》中的“史学”，袁黄《群书备考》中的“史论”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的《史书占毕》都遍举编年、纪传各类史籍，并对历代诸 史展开评论，颇有《史通·古今正史》之意。明代还出现了专门评述古今史学著作的文 章，如瞿景淳的《古今史学得失论》，评述历代纪传体、编年体史书的得失，虽然其观 点大部分总结前人评价，新意不多，“但如此长篇、系统的叙述，《史通·古今正史》 以后不多见。”（注：钱茂伟：《论明中叶史学风气的变化》，（《史学史研究》2001年 第2期）。瞿景淳：《古今史学得失论》，见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第169-174页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12月）。）朱明镐的《史纠》更是一部总体评价历代正史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