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原北府兵将领刘裕推翻桓玄政权， 建立宋朝，史称“刘宋”，到宋顺帝昇明三年（479）， 宋又为萧齐所灭，前后共五十九年的时间。关于刘宋的历史，从宋文帝便开始组织撰写了。当时任国子学博士的何承天受命修撰宋史，但他与山谦之合作仅撰写宋武帝部分， 其它由苏宝生续成宋文帝部分，后由徐爰完成孝武帝部分。萧齐代宋后仍见不到一部完整的宋史，齐永明五年（487），任著作郎的史学家沈约奉命终于完成《宋书》，首尾一代，自成一体。沈约的《宋书》以徐爰的《宋书》为底本，全书本纪十卷，列传六十卷，志三十卷，记述六十年间的史事，史料丰富详尽，在当时流传甚广。
    裴子野的祖辈为刘宋时期的重要官员，并以撰史而功成名就，曾祖父裴松之博览群书，广泛搜集史料，精心撰作《三国志注》，当时被宋文帝称为不朽的名著。元嘉二十八年（451），裴松之八十岁时， 奉命继续何承天撰述本朝历史，但未及动笔便去世了。祖父裴骃继承父业，博采典籍，注重释义，写成《史记集解》一书。裴子野从小受祖母的抚养教诲，耳闻目睹宋代史料，撰史的家风促使他立志继承祖业，完成修史重任。沈约的《宋书》日益流行，但短短六十年的历史，却首尾百卷，确实卷帙浩繁，为阅读带来不便。裴子野对《宋书》的繁琐表示不满，在他近三十岁时，将《宋书》删繁存简订为《宋略》，共二十卷。正如《宋略·总论》中叙述：“子野生乎泰始之季，长于永明之年，家有旧书，闻见又接，是以不用浮浅，因宋之新史，为《宋略》二十卷”。〔11〕裴子野撰就《宋略》，显然是为继承先人之业的责任心所促使，《宋略》剪裁刘宋一代史料，成为裴氏以史传名于后世的第三部代表作，无愧于裴氏以撰史为家的称号。
    《宋略》是裴子野而立之年编撰的著作，在当时引起众多政治家和学者的重视，成为研究宋史的重要资料。《宋略》的著述是为了继承和发扬裴氏撰史的传统，其目的是借史扬名，但《宋略》的意义不止于裴氏家族，它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中，以独特的体裁，占有重要一席，这一点将在对其特点的分析中探讨。
    三 《宋略》的特点
    1.简而确
    《宋略·总论》叙述撰书的宗旨时指出：“剪截繁文，删撮事要，即其简寡，志以为名”。〔12〕沈约的《宋书》属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叙事详尽，但过于冗长。裴子野著《宋略》，则按编年体裁，叙事简略而明确。成书不久，便得到众人的承认和赞赏，就连撰写《宋书》的沈约也自叹“吾弗逮也”。〔13〕当时任国子博士的范缜，读《宋略》之后称其“弥纶首尾，勒成一代，属辞比事，有足观者”〔14〕，并以此书向朝廷引见裴子野。在南梁时期，《宋书》和《宋略》这两部不同体裁的史书能并驾齐驱，被认为是裴子野史学成就的贡献，他保证了编年体与纪传体并称二体的地位。《宋略》流传到唐代，其影响力要超过《宋书》，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就极为称赞《宋略》，他在《史通·古今正史》中对《宋书》和《宋略》分别比较，得出“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15〕。
    汉魏六朝时期，在史学领域中，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裁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史记》和《汉书》是最杰出的代表作品。相比之下，以年系人的编年体相对处于劣势。汉代末年，史学家荀悦将《汉书》改变体裁，删繁存要，将西汉二百二十九年的大事，按年编入十二《帝纪》，以年系人，采取以传释经的方法，编撰《汉纪》。为以编年体裁撰述断代史创建了典范，对后世编年体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使陷入低潮的编年体又获生机，形成编年体与纪传体角力争先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年体史著相继出现干宝的《晋纪》和裴子野的《宋略》，它们与纪传体史著齐头并进，形成了纪传、编年前四史。两体“各有其美，并行于世”〔16〕。
    《宋略》将刘宋王朝五十九年的历史，仿《汉纪》体例，以年代编排人物、事迹，删繁存简，“裴几原删略宋史，时称简要”〔17〕。北宋史学家编撰《资治通鉴》时，有关刘宋的历史，大量参录《宋略》的资料。从《资治通鉴考异》中部分《宋略》的内容来看，以编年体排列，内容简略，人物、事迹阐述明晰，每条以简明取胜，保持了断代编年体的特点。《宋略》以简练的文字写出丰富的内容，省去不必要的字句浮词，叙事突出了“简要”特征，深受史学界重视。
    《宋略》主要是删繁，对刘宋史料也有所补充。沈约撰《宋书》时，在萧齐政权中任著作郎，出于个人目的，对刘宋历史往往曲笔或回护。关于萧道成代宋的历史，《宋书》中记录不多，裴子野本着史学家据事直书的精神，在《宋略》内对萧氏代宋的过程予以补充。我们从《资治通鉴考异》中可略知《宋略》增补的内容，《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471），记载“或谮萧道成在淮阴有贰心于魏”〔18〕， 就是采用《宋略》的内容。沈约的父亲沈璞，被宋孝文帝问罪所诛，沈约写《宋书》时将此事隐讳下来。《宋略》即补充了这一史料，“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从义师故也”。〔19〕显而易见，裴子野补充史料的目的是使史事记叙更具科学性、准确性，亦体现史学家善恶必书的性格。
    2、善叙事
    裴子野是南朝著名的文史学家，具备了深厚的文学素养，又有史学家的直书性格，撰史叙事自能高人一筹。《宋略》的长处在于“叙事评论多善”，裴子野叙事简捷，首尾明晰连贯，在南梁被誉为“良史之才”。〔20〕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特别赞赏裴子野的叙事能力，认为“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而世人议者皆雷同，誉裴而共诋王氏”〔21〕。
    魏晋以来私人撰史者增多，各代史著卷帙浩繁，大多具有叙事烦芜，文句华丽堆砌的弊病。而《宋略》在叙事方面，文风质朴，超越众人，一反六朝文坛上的靡丽之风，保证了史著的严肃性。对于刘宋晚期皇室篡位夺权的史料，《宋书》收录不详，唯有《宋略》和《南齐书》较为周全。但《南齐书》又多对萧道成有虚美之辞，叙事欠妥，有所回护，因而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时，参考了《宋略》的内容。《宋略》叙述以实录直书为主，对萧道成被皇室重用之前的描述较为客观，宋明帝赐酒于萧道成，“道成惧，弗肯饮，将出奔，（吴）喜语以情，先为之酌。于是（吴）喜得罪，而道成被征”〔22〕。从这段文字的叙述方法，我们可知《宋略》叙事简明扼要，文句首尾清晰，仅寥寥数笔，道出了事情的过程，具有史家叙事的较高水准，深受人们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