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具体的问题而言，梁启超的上述批评并无大的不妥之处。毋宁说，旁观者清，梁氏作为一位来自东方的局外之人，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所不可避免存在的痼疾，更容易保持一种清醒而客观的认识，并且不乏深刻之见。但是，从基本态度来说，梁启超对民主共和政体的有意贬损也是明显的。一是表现在书中仅根据个别事实的表面的简单的比较（如说美国总统多出庸才，英国则多出英才；美国参加竞选的人数众多，而英国参加的人数较少；美国官员更迭频繁，英日等国则较为稳定等），就笼统地断定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二是表现在书中故意只谈民主共和政治的缺点而不谈其优点，对此梁启超并不加以隐讳。他在专论“美国政治之缺点”一节的末尾写道：“以上所论，言美国民主政治之缺点居多。虽然，以赫赫之美国，岂其于政治上无特别善良之处，而能致有今日者？其所长者多多，固不待问，余亦稍有所心得，但今以编辑之无余裕，姑略之，以俟异日。”（第583页）美国之所以富强进步，是因为政治上有“特别善良之处”，“其所长者多多”，梁启超是明确地看到了，这其实也就间接肯定了民主共和政治的优越。但维新派是主张君主立宪而反对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因此看到了美国民主共和制的优越也不愿意宣传，以免不利于固守自己的政见。所谓“编辑之无余裕”，很容易看出只是一个托词。一方面赞美美国的平等自由精神，另一方面又批评美国的民主共和政治，这突出地反映了维新派的政治理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的矛盾。戊戌后维新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一翼，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之下并未失去对政治进步的追求，但限于自身的力量，其追求又是相当无力的。他们还不愿也不敢放弃“变法的皇权”这面已经逐渐黯淡的旗帜，因此很自然地渴望出现英、日君主立宪似的局面。梁启超对待美国政治的态度，可以说提供了一个生动具体的例证。
    第三，多方剖析美国现存的严重社会问题，对美国未来发展的前途表示深切的关注。
    到新大陆实地考察之前，梁启超头脑中的美国形象是相当完美无缺的。通过实地考察，他感到事实并非如此。除了前述他所批评的美国政治的缺点之外，他还剖析了美国存在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着墨最多的，是贫富悬殊、种族歧视和移民三大社会问题。
    贫富悬殊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普遍现象，也是相当典型的社会问题，在美国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梁启超以纽约为代表，对贫富悬殊问题作了具体的揭示。他认为：“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第461页）书中在描绘了一个“繁盛之纽约”之后，紧接着作为鲜明的对比，展现了一个“黑暗之纽约”。黑暗情形之一是贫民窟的非人生活。贫民居住的地方，交通、住房、生活和卫生条件都极差。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是贫民区人口死亡率很高，“每千人中至卅五人有奇。其五岁以下之小儿死亡者，每千人中至百三十九人有奇；较之纽约全市普通统计，每千人实应死亡廿六人有奇耳”，即贫民区的死亡率高出纽约平均死亡率的四倍以上。此外，犯罪率也高居不下（第462页）。目睹此景，梁启超无限感慨地写道：“杜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吾于纽约亲见之矣。”（第462页）进而，书中摘引了由“社会主义家”所做的一个统计：“美国全国之总财产，其十分之七属于彼二十万之富人所有；其十分之三属于此七千九百八十万之贫民所有。故美国之富人则诚富矣，而所谓富族阶级，不过居总人口四百分之一”，并认为“此等现象，凡各文明国罔不如是，而大都会为尤甚。纽约、伦敦，其最著者也。财产分配之不均，至于此极”（第462～463页）。黑暗情形之二是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相伴而生的所谓“智者愈智，愚者愈愚”的现象。梁启超在纽约“观各公司之制造工场”时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资本家阶级与体力劳动者的严重对立，工人在资本家的支配下，被完全束缚于机器，智力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妨碍。书中非常生动地评述道：“近世之文明国，皆以人为机器，且以人为机器之奴隶者也。以分业之至精至纤，凡工人之在工场者，可以数十年立定于尺许之地而寸步不移。其所执之业，或寸许之金，或寸许之木，磨砻焉控送焉；此寸金木以外，他非所知、非所闻也。……彼摩尔根、洛奇佛拉之徒，以区区方寸之脑，指挥数千兆金之事业，支配数十百万之职员，历练日多，才略日出。而彼受指挥受支配之人，其智识乃不出于寸金寸木。呜呼！何其与平等之理想太相远耶！此固由天才之使然，然亦人事有以制之。准是以谈，则教育普及之一语，犹空言耳。”（第463～464页）从资本主义生产分工的极端化看到了劳动者在智识上所受的压迫，看到了资产阶级宣称的“平等”理想的渺茫和“教育普及”的空洞，这是梁启超观察敏锐深刻的地方。但应指出的是，他将资本家阶级与工人的差别说成是“智”与“愚”的差别，并仅仅将此差别的原因归结为“天才”与“人事”两个方面，又显然是相当皮相的见解。黑暗情形之三是妇女中的贵贱之别及妇女地位的普遍低下。书中对此的揭露是颇为尖锐的：“美国号称最尊女权，然亦表面上一佳话耳。实则纽约之妇女，其尊严娇贵者固十之一，其穷苦下贱者乃十之九。娇贵者远非中国千金闺秀之所得望，下贱者亦视中国之小家碧玉寒苦倍蓗焉。……卖淫业者之数殆逾三万，其号称良家而有桑濮之行者且遍地皆是也，此亦纽约黑暗之一大端也。”（第463～464页）不为“最尊女权”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据实写出纽约妇女的穷苦、怨旷、被迫为娼等黑暗情形，表明了作者所持的客观公正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观察思考贫富悬殊问题时，对“社会主义”思想及其运动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和重视的态度。他认为美国社会的贫困现象虽有慈善事业加以补救，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他的回答是只能搞社会主义：“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观于此，而知社会之一大革命，其终不免矣。”（第463页）不过，整个来看，梁氏的赞同社会主义，多因有感于贫困现象而起，情绪化的色彩很浓。其实他对社会主义的了解还比较肤浅，有很大的片面性。他所认可的社会主义，主要指当时社会党人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他着眼于未来时欢迎社会主义，联系现实时却反对实行社会主义。他对社会主义采取的是一种保守的态度，未能积极地将其用来推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这与孙中山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后产生了民主主义思想大为不同（详见第465～466页梁氏对社会主义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