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历史上，种族歧视（主要是对黑人的歧视）一直是个严重而尖锐的社会问题。南北战争中虽然颁布了解放黑奴的宣言，战后黑人的处境也多少有了改善，但黑人所受的种族压迫仍是相当明显的。梁启超以新奥尔良为“撮影”，考察了原来被称为“奴隶省”的美国南部诸州黑人遭受种族歧视的状况。对于黑人，梁启超是抱有偏见的。例如，他仅据1860～1890年中黑人人口数“忽涨忽落”的变化，就推断“白人竞争力终非黑人所能敌”、“工商业之生产力更非黑人所能任”，进而称“不适之种，未有不灭，此岂独黑人哉”（第517～518页）；又根据黑人在放奴之后的选举中不选主张放奴的共和党，反而选举其成员为原来奴隶主的合众党，断言“彼奴性终古不改”（第518页）。他把黑人存在的落后、缺乏觉悟等问题，归结为种族的问题，而不是指出黑人长期遭受剥削和压迫这一社会根源，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歧视态度。虽然如此，梁启超对美国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并没有加以掩饰。书中首先指出美国南部诸州虽号称共和政体，实际上却是寡头政体，在此政体下，其人民大率可分为三级。第一级是上等的白人，掌握地方的实权；第二级是下等的白人，其状况与黑人相近；第三级则是黑人，被解放后虽然名义上有选举权，与一般市民相等，而实际上“黑白之不敌，岂待论矣”（第517页）。其次，黑人只是在名义上有自由权，其实际状态仍与得自由权之前相去无几。如“现纽柯连市（按即新奥尔良）之黑人，非得市会之许可，不能移住他市。南部诸省，大率皆然。盖昔则一人一家之私奴，今则一市之公奴也”（第518页）。再就是，黑人常遭一种被称为“灵治”的私刑的虐杀而国家漠然视之。书中称“此实文明国中不可思议之现象也”，将其作为美国种族歧视的典型。书中写道：“初有农夫名灵治者，一黑人触犯之，乃缚之而悬于树上，以待警吏之来；吏未至而该黑人已死，后遂袭用其名。近所通用者，则焚杀是也。每黑人有罪，不经法官，直聚众而焚之。当二十世纪光天化日之下，有此惨无人理之举，使非余亲至美洲，苟有以此相语者，断非余之所能信也。……查其统计，乃知自一八八四年以来，每年行此等私刑者，殆平均百五十七次云。嘻！俄罗斯杀百数十犹太人，举天下以为暴，吾不知美与俄果何择也！”“灵治”之案虽十之九因黑人犯罪而起，诚为“可愤”，但“不有有司乎？而国家于妄行‘灵治’之人，不加以相当之刑罚，抑又何也？无他，人种上之成见则然耳。美国独立檄文云：凡人类皆生而自由，生而平等。彼黑人独非人类耶？呜呼！今之所谓文明者，吾知之矣”（第519页）。从种族歧视问题中，梁启超看出了美国的“自由”、“平等”和“文明”是很有限度、并不完善的。
    美国移民是梁启超游美所关注的又一社会问题。“余游美，无一事为美人忧为美人恐者。虽然，有一焉，则欧洲及其他各地之下等民族，日输入于美国，而为其国民是也。”（第450页）书中列举了近两年（1902～1903）、近25年（1878～1903）和近百年（1800～1900）中美国移民增长的数字，表示其忧虑所在是“以今日大势所趋，恐数十年以后，美国将不为条顿人之国土，而变为拉丁人及他种人之国土。……不及百年，而前此殖民时代独立时代高贵民族之苗裔将屏息于一隅矣”（第453页）。梁氏的忧虑，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民族优劣论”作为出发点和基础。他清楚地写道：“以吾观之，美国立国之元气何在？亦曰条顿民族之特质而已。使政治上社会上种种权利，全移于条顿以外诸民族之手，则美国犹能为今日之美国乎？吾所不敢知也。”（第453～454页）他认为，“外来之民，固非无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大宗教家，足为美国前途之光者。虽然，不过百中之一二耳。若其大多数，非无智无学之农民，则荡检败行之丑类也。”（第454页）这些人于道德上伤风败俗，于政治上更是结成种种特别势力，导致市政腐败，危及地方自治基础，妨害公安公益。总而言之，“外来者以无智无学无德之故，实不能享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以一国主权，授诸此辈之手，或驯至堕落暴民政治，而国本以危”（第455～456页）。梁氏的这种看法是很成问题的。按照书上统计，美国从1878～1903年的移民数约为1200万，百年中美国人口从530万增至7635万亦“惟受海外移民之赐”（第453页），那么，将此数千万移民的大多数目之为“无智无学无德”之民，大谈其对美国立国基础的破坏和威胁，就不仅仅是以偏概全，而且是在一种极为错误的历史观指导下得出的谬见了。梁启超关于“国民资格”和“暴民政治”的说法，还适足反映出他在对待广大民众问题上根本态度的错误，这也是前此维新运动中维新派领袖人物大都难以避免的错误。移民问题并非不是美国社会的一大问题，但梁启超对它的观察和评论却大大偏离了正确的立场。梁启超在书中称移民问题他是“代美国抱杞忧者”（第453页），事实的确如此。移民不但没有毁掉美国，反而使之充满了生气。
    第四，留意考察美国社会的特色，比较中美两国人的性质，指出中美在基本国情上存在重大差异。
    20世纪之初的美国既是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梁启超对“美国之特色”深感兴趣，从许多方面进行了探究。其中分析最多的，是美国的政治特色：“美国之政治，实世界中不可思议之政治也。何也？彼美国者，有两重之政府；而其人民，有两重之爱国心者也。质而言之，则美国者，以四十四之共和国而为一共和国也。故非深察联邦政府与各省政府之关系，则美国所以发达之迹，终不可得明。……各省政府之发生，远在联邦政府以前。虽联邦政府亡，而各省还其本来面目，复为数多之小独立自治共和国，而可以自存。此美国政治之特色，而亦共和政体所以能实行能持久之原因也。”（第569页）据此特色，书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美国获得自由是因为独立战争前已具备相当的基础（即各省的独立自治），若无此基础，“断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战争而得此完全无上之自由”。如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乃一变为暴民专制，再变为帝政专制，经八十余年而犹未得如美国之自由”；又如南美诸国，皆以革命求自由，“而六七十年来，未尝有经四年无暴动者，始终为蛮酋专制政体；求如美国之自由者，更无望也”（第570页）。梁启超认为：“必知此现象者，乃可以论美国之政治；必具此现象者，乃可以效美国之政治。”（第571页）在这段论述中，梁启超对法国革命和南美诸国革命的偏见表现了维新派一贯的坚持渐进、不喜突变，坚持改良、不喜革命的政治立场。但就对美国的观察而言，他提出了一个颇有价值的思想，就是要仿效美国的政治制度，必须了解其政治制度演变的历史和建立的基础，必须具备与之相同的条件。换言之，也就是要重视各国国情之间的差异，不能只凭一厢情愿去生搬硬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