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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辛亥革命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辛亥革命的原因、革命团体的形成和革命思想的传播、孙中山领导的武装反清斗争、帝国主义的干涉等方面，并就辛亥革命的性质等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总的说来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有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陈旭麓的《邹容与陈天华的思想》、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胡绳武、金冲及的《论清末立宪运动》等。从资料来看，当时也处于草创阶段。人民出版社出版《孙中山选集》，开新中国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编纂之先河，此后，大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相继出版，其中《辛亥革命》资料有8册， 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也影印再版，辛亥武昌起义的参加者撰写了《辛亥首义回忆录》4辑， 加上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和《云南杂志选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的出版，为辛亥革命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但到50年代末，在“反右”和“大跃进”运动的干扰下，刚出现发展势头的研究暂趋沉寂。 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之际，辛亥革命研究重现活力。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辛亥革命研究工作者不顾当时物质条件的艰难，潜心学术研究，积极参与讨论，并在武汉举行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代表辛亥革命史研究最新成果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收入会内外论文32篇，近50万字，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一批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研究中坚的中青年学者崭露头角，除了前述陈旭麓、胡绳武、金冲及、李时岳等人外，还有章开沅、林增平、李文海、龚书铎、汤志钧、隗瀛涛、吴雁南、张磊等人，以他们高水平的研究论著赢得人们的关注。 60年代前期，有关辛亥革命资料的出版也取得很大进展。全国政协号召高龄委员撰写回忆录，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政协委员撰写了许多回忆文章，由全国政协选编了6卷本的《辛亥革命回忆录》， 还有以个人著作形式出版的回忆录，如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等，这些回忆录取材多据亲身经历和见闻，不少内容为他书所未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近代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资料》（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中华书局编《秋瑾集》以及广西、广东、内蒙古、上海、江苏等省市辛亥革命资料的出版，丰富了辛亥革命研究的资料库。 与1949年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相比，50年代及60年代前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从整体上看，历史唯物主义已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指导思想，从而便从根本上与以往的旧史学区别开来，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例如，有关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问题，过去的中外学者大多单纯作为种族斗争来理解，甚至据以歪曲地判断辛亥革命的性质。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则一般都能透过种族斗争的表象，深入探讨其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社会内容，明确地肯定它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当然同时也指出反帝反封建的不彻底给辛亥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害。1961年《历史研究》第5期刊载的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一文， 系统地论证了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时间里服从不同阶级的利益；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导致革命失败的结局等重要问题。尽管其中一些论点（如清初反满斗争是否都是地主阶级的内部斗争？太平天国反满观念是否单薄？）曾经引起过争论，但这篇文章毕竟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民族问题的理论为依据，用纵览全局的方法系统分析反满问题，从而使读者开阔了眼界。 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民党官方学者从未涉及的重要问题，而1949年以后却受到学者们的极大重视。60年代初年，围绕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否与农民建立过联合战线，史学界展开过一场热烈的讨论，许多学者通过这个问题，对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格、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以及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等许多方面，做了艰苦的探索并获得不少有益的成果。这个讨论还延伸到对于作为辛亥革命两支动力的会党与新军问题的探索，人们分别就会党的阶级成分和性质以及新军的成分、性质和作用等问题发表了研究成果，并且进行了饶有兴味的相互切磋。这些讨论的意义，不仅在于探讨会党与新军是否能够和曾经充当资产阶级联合农民的渠道，而且还在于有些论文进一步剖析了清末社会结构和所谓“新政”的实施情况。 对孙中山的研究在1956年以后曾经形成热潮，探讨的重点显然是在这位伟大革命家的思想和政治纲领方面，并且出现了一支略具雏形的研究队伍，比较活跃的不仅有李光灿、陈锡祺这样的老辈学者，而且还有李时岳、李泽厚、张磊等一批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关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曾经发表过为数较多的论文，其中有些作者的研究已经具有相当的深度。关于民生主义，特别是关于平均地权问题，曾经出现过热烈的争论。辛亥革命时期的民生主义是否包括节制资本的思想？平均地权纲领是否仅限于城市土地问题？耕者有其田思想是否已经产生？对于这个纲领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对于这些问题，研究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也是许多研究者极为重视的课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中存在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积极因素。但是唯物论因素与唯心论因素两者孰占支配地位？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孙中山的自然观、社会历史观以至作为认识论的知行观？在这些方面争论一直持续未断。这些分歧和争论有力地推动着孙中山研究的不断发展，同时也说明人们对这位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尊重，确实是建立在科学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思想驳杂的章太炎，也受到研究者的极大重视并引起热烈的争论，或称之为地主阶级反满派，或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或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讨论涉及章太炎的全部言论和实践，涉及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学术思想以至宗教思想。侯外庐在1961年发表的《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无神论思想的历史特点》（《光明日报》7月31日）一文，把文化战线上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对立， 与各种阶级力量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联系起来考察，并且试图从哲学史的角度对章太炎等人的无神论思想做深入的分析和总结，系当时很有见地的学术成果。但对章太炎探讨较多的还是政治方面，对其他一些方面只能算是初步接触或略有涉及。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关于章太炎的争论一直延续下来。研究秋瑾的文章为数之多，仅次于研究孙中山和章太炎的文章。这显然因为她是为数不多的女革命家中的豪杰，表现出崇高的品格和卓越的才能。对秋瑾的评价几乎是一致的，存在的争议仅仅是关于她确切的生年。研究者考察较多的人物还有黄兴、宋教仁、邹容、陈天华以及张謇等等，引起争论的问题不仅限于他们的阶级属性和历史功过，还涉及政治思想和经济背景。也有些研究者把探讨的范围从个人扩大到某一社会集团或政治流派，譬如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清末革命派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以至国粹主义思潮等等问题。这些集团的研究与单个的研究相辅相成，使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逐渐全面和丰富起来。 过去国民党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通常单纯侧重于孤立的政治活动和个别先知先觉人物的活动，认为辛亥革命不过是一次“全民革命”，而否认资产阶级的整体性作用。1949年后的研究，则强调了经济背景与阶级关系的探讨，强调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性社会力量来进行研究。关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研究，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性格的研究，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内部阶层区分的研究，均是通过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这条线索的把握，以透视辛亥革命时期种种看来迷离混沌的历史现象，特别是透过各种矛盾交错的意向来探讨各个阶级、阶层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活状况，从而获得若干带规律性的科学的判断。在这方面，章开沅先生提交给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从准备、爆发、失败三个阶段，对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格，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剖析和理论概括。提交会议的还有他另一篇论文《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通过对湖北地区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全面分析，以具体史实论证了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的必然性。这两篇论文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但总揽全局，高屋建瓴，议论纵横，堪称新中国早期辛亥革命史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受到同行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