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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以前，中国内地共出版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50余种，资料30余种，论文500篇左右。这表明，通过10 多年的努力，辛亥革命史领域已经形成一支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具有相当水平的研究队伍，为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当然，毋庸讳言，60年代以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是不够成熟的，尚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在章开沅先生所概括的“四多四少”的现象：第一，研究个别人物多，研究社会环境少；第二，研究政治方面多，研究经济、文化少；第三，研究革命党人多，研究其他派系少；第四，肯定群众自发斗争多，肯定资产阶级领导作用少。他还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现上述“四多四少”的现象，除了由于辛亥革命史研究本身不够成熟外，极左思想的干扰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被混同于腐朽阶段的资产阶级，统统都是应该给予批判的否定对象，随意运用的“阶级斗争理论取代了切实的史学研究”[7]。 这一阶段研究本身的不够成熟还表现在，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尚停留在“小册子”状态，不仅篇幅有限，内容也多为知识性、介绍性读物，缺乏研究深度。研究人员多为单枪匹马的个人爱好者，以辛亥革命为共同研究方向的人员相对集中的研究群体很少。那时的学术讨论明显地带有为革命领导人言论做注脚或用革命领导人的言论去套裁史实的倾向。当时史学研究中还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常常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道路和方法去苛求资产阶级革命。如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准绳，对辛亥革命时期部分革命党人主张的“中央革命”（即在北京或其他大都会举行武装起义）持否定态度。又如套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把主张通过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权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说成是“议会迷”。其实，“中央革命”也好，“议会斗争”也好，尽管作用有限，成败难料，但都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表现了他们为实现革命目标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辛亥革命研究，虽然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成绩还是巨大的。 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术活动基本停顿，辛亥革命60周年也未像50周年那样举行学术讨论会，只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丛书”和人民出版社的“学点历史丛书”中可以见到有关辛亥革命的小册子。至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多数为“四人帮”的政治阴谋所左右，辛亥革命被歪曲成“反孔与尊孔”的“儒法斗争”，章太炎被奉为尊法反儒的“法家”，其著作《秦政记》、《秦献记》受到过分的关注，其他人物则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辛亥革命史研究遭到严重摧残，不少研究人员受到残酷迫害，学术园地一片凋零。 80-90年代的辛亥革命史研究1977年， 樊百川的《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 》（《历史研究》1977年1 期）和李润苍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四川大学学报》1977年4期）两篇文章以拨乱反正的勇气， 对“四人帮”践踏历史研究的科学准则，歪曲辛亥革命史实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初步的揭露和清算。就在这一年，以章开沅、林增平为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编写组成立，次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正式建立，金冲及和胡绳武也着手修改他们在1962年写成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的初稿，这标志着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队伍重新集结，中断了10年之久的研究工作重新恢复并开始步入正轨。 随后，学者们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章开沅就如何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解放思想，突破禁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从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本身来说，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等不实之词，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四人帮”所强加的路线斗争框框，反对简单武断的“好坏分类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中国的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考察；在揭露外来侵略的时候，要注意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这些对辛亥革命史研究带有指导意义的言论，在与陈腐的封建史学糟粕彻底决裂的同时，大力肃清“左”的思想的影响，促进史学真正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轨道，得到繁荣发展。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20余年间，是辛亥革命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概括而言，这一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改变了从前单兵作战的状况，涌现出一批以辛亥革命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和研究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等都是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人员相对集中、成果比较丰富的研究机构。史学界在这个时期还培养了一批以辛亥革命为主攻方向的硕士和博士，这些史坛新秀已成长为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方面的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以中南地区学者为主，得到全国各地有关学者支持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和全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的成立，更是辛亥革命史学史上的大事，后来部分省市也相继成立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孙中山研究会。湖北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也成立了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广东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发起成立了孙中山基金会。这些团体构成了新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网络。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创办的大型学术集刊《辛亥革命史丛刊》和《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以及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创办的《孙中山研究论丛》等刊物，作为辛亥革命研究者的学术园地和精神家园，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支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机构和团体在开展学术讨论，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促进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结束了从前“小册子”的时代，各具特色的学术专著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对辛亥革命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显示了新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高水平。80年代有几部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问世。他们是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由鄂、湘、豫、川、黔、粤等省学者集体撰著的《辛亥革命史》（3卷本，120万字，人民出版社，1980-1981）；金冲及、胡绳武合作撰著的《辛亥革命史稿》（4卷本，150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91）；李新等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同人集体撰著的《中华民国史》（多卷本，中华书局1981年起陆续出版）等。这些著作，或以内容全面、体例完整见长，或以主线突出、史实详尽取胜，或以史料丰富、论述精当著称，均可谓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精品。此外，研究各地辛亥革命的著作不论在篇幅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新的突破，让人耳目一新，如：隗瀛涛的《四川保路运动史》，贺觉非、冯天瑜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吴剑杰的《辛亥革命在湖北》，王天奖、邓亦兵的《辛亥革命在河南》，冯祖贻、顾大全的《贵州辛亥革命》，杨渭生的《辛亥革命在浙江》，魏长洪的《辛亥革命在新疆》，以及湖南史学会编的《辛亥革命在湖南》等，均对地方的辛亥革命进程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从中观或微观研究的角度，弥补了以往辛亥革命史研究注意全国较多，地区性研究比较薄弱的不足；而林家有的《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一书，更是填补空白之作。人物研究的著作比较突出的有张磊的《孙中山论》，李时岳、赵矢元的《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尚明轩的《孙中山传》，姜义华及唐文权、罗福惠的同名著作《章太炎思想研究》，迟云飞的《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章开沅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以及关于邹容、陈天华、秋瑾、蔡锷、黎元洪等人的传记，在研究人物生平和思想方面都有较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