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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 财政是一个政权的命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财政极度匮乏，由此带来一系列恶果。对这一问题，不少论者进行了研究。 关于造成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的原因，有的论者指出，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其次是临时政府内部不统一。由政治上的不统一影响到财政上的不统一，如临时政府管辖之下虽然名义上有十数省区，但控制着各省军政大权的都督对临时政府在财政上根本不予支持[45]。 有的论者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清政府原有的税收系统已全部崩溃，而新的税收系统又未迅速建立。各地军政府截留税款，帝国主义扣压关税，连数额很小的官业收入和杂税临时政府也难以得到。因此，其正常的财政收入来源绝大部分已形枯竭，加之资产阶级对临时政府的财政支持十分有限，使临时政府发行公债和军用钞票及借款等措施均未收到明显成效。由于以上原因，南京临时政府自始至终未能摆脱财政危机[46]。 还有的论者阐明，财政困难一开始就是革命党人面临的难题，只不过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最为突出。其原因在于，作为革命主要力量的中小资产阶级的企业小，资金微薄，且随时有破产的可能，根本拿不出多少钱用于革命；大资产阶级则热衷于搞君主立宪，不愿支持革命。因此，在国内筹款很困难，只得仰赖于对外募捐和借款，而这种收入是不固定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支出款项较诸革命初期成倍增加，财政困难随之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47]。 财政困难使南京临时政府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严重影响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对内对外政策，威胁到南京临时政府的生存。有的论者指出，临时政府的收入有61.3％来自外债，“这样一个列强的债务人，其对外政策又安得不软弱？”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均对袁世凯存有戒心，但之所以同意与其达成和议，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财政的极度匮乏[48]。 有的论者强调，财政困难是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夭折和整个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经费拮据在辛亥革命的每一个时期和每一个事件上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原则，使革命党人在同敌人斗争的同时不得不分出很大精力和力量去为经费奔波，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资产阶级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经济补救措施，因而也就始终没能根本扭转财政上的劣势。经济上的拮据，导致了政治、外交、军事上的软弱，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反对势力的淫威面前败下阵来[49]。 （五）关于民初政局研究 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二次革命”失败的不足两年间，中国政潮迭起，党派林立，社会各阶级、各党派和各政治势力，积极活动于政治舞台上，显现出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有关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于孙中山让位问题、民初政党林立和对“二次革命”的评价问题。 1.孙中山让位问题 在探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而让位给袁世凯的原因方面，论者各执己见，存在较大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让位主要是由于革命力量过于弱小。“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的迅速解体，内部矛盾、冲突的日益尖锐化，妥协潮流的出现，是迫使孙中山与袁世凯妥协的一个方面。而帝国主义列强、袁世凯从外部，立宪派从临时政府内部对革命派施加种种压力，则是迫使孙中山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的又一个方面”。孙中山在认识上的弱点固然不无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力量之间的对比，即革命的力量过于弱小，反革命的力量过于强大”，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局，是不以孙中山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50] 一种意见认为，主要是由于主观方面的妥协退让。孙中山并不是根本上反对议和与妥协，在他看来，只要能建立共和，实现民权，“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孙中山让位的根本原因在于“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企求“以和平收革命之功”[51]。有的则谓：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强大，是迫使孙中山让位的客观因素，但决定的因素是孙中山“不战而胜”的策略思想，从而使他以自愿让位、交出领导权为代价，争取袁反戈一击，迫使清帝退位。 有的研究者对主客观论均提出质疑，提出孙氏让位是“时代的选择”和“阶级的选择”，理由有四。第一，资产阶级本体的变化。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和革命派相互“融合”，两派之间的壁垒已不复存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野已渐次转化为“地方性利益集团的畛域”，而江浙集团这一地方势力的崛起，成为袁世凯“收拾局面”的支持力量。第二，袁世凯的“强人”形象与分量。袁氏不同于封建官僚，是从政治上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代表，在直隶、北洋任上，积极推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路线和政策，塑造了“锐意革新”的“一代强人”的社会形象，因此为中外所推重，形成“非袁不可”的心理。第三，孙中山与资产阶级的“隔膜和疏远”，民生主义思想的“超前发展”，使资产阶级普遍“难以忍受”，而导致被“遗弃”。第四，多方面的力量所合成的社会“总力”，也向袁世凯倾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尽快统一全国，稳定社会秩序和免遭亡国，必须寻求与社会各阶级、各群体以至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平衡，实力雄厚的袁世凯遂成了维持“平衡”的“保护神”。正是在上述因素和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而出现孙袁嬗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是无可奈何的“错误的选择”[52]。 对让位的利弊与影响，看法也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对革命造成极大危害，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让位的行动不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这种错误的决策当然会产生消极的作用，所以它成为辛亥革命的降弧--如果不是终结--的标志。”[53]有的认为功过参半，“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所造成的后果，是正确与错误交织，成功与失败并存。它既分化了敌人，又断送了革命成果；既加速清朝的崩溃，实现了南北统一，又促使民国变质；既赶走了封建皇帝，又为袁篡权打开了方便之门。”[54]有的则予以全盘肯定，认为让位之举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最后完成”，它“促使袁世凯胁迫清帝退位，从而顺利地达到推翻帝制的目的，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55]。 2.关于“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的导火线是因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提倡政党政治而遭袁世凯暗杀的“宋案”引起的。关于宋教仁及其政治主张的评论，已经争持数十年，至今仍然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关于政党政治，早期的观点认为，“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企图用议会斗争来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这样他就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倒退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去了。”[56]有的指出，“在民国初年， 摆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面前的客观任务理应是准备武装斗争来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但宋教仁放弃了武装斗争的准备，在敌人的暴力面前，幻想通过议会选举去掌握政权。这难道不正是议会迷的典型病症吗？这种病，难道不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具体表现吗？”[57] 持相反意见的文章则认为，当时摆在革命党面前的重要课题是“为建立一个民主制度而斗争”，宋教仁的政党政治与政治实践“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里政党之间为夺取执政地位的斗争，也不是搞议会去为封建军阀装点门面，而是一心一意要运用议会民主和政党内阁来限制和取代封建军阀的独裁统治”。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用现在我们的想法，去指责前人。”[58]有的还强调，宋氏的议会政治主张，是当时“最能体现资产阶级‘民权’的政治制度”，是进步的。 关于“二次革命”的性质，论者大都认为是一次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而不具有严格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但在具体评估的尺度上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