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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就中国内地学者而言，虽然在50年代曾有过关于“资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争[8]，但不久便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多数研究者认为，对辛亥革命来说，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必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内容。然而，在国外和台湾学者中却始终存在着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观点，使这场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论争长期延续下来。 1979-1980年，刘大年在日本讲学时，重点作了“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学术报告，他以大量的史实，系统地论证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他的结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阶级充当主力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1911年革命，即辛亥革命”[9]， 对部分西方学者关于20世纪初年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不足以产生一次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做出了回应。而台湾省的一些学者则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他们除了引述西方学者的这类论述做根据外，还列举了其他几条主要理由：当时中国社会中资产阶级人口比例很小，辛亥革命不是由资产阶级所发起，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参加革命的人可以说来自各个阶级，革命的许多领导者甚至还是出身贫寒之家，而且当时革命即或得到资本家的经费支持，但也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从同盟会的革命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来看， 其中没有一项有利于资产阶级[10]。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辛亥革命与民国肇建--70周年后的回顾”学术讨论会上，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第一次就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的问题展开了有益的辩论。在会上，大陆学者章开沅对台北学者的上述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即肯定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并且指出，与台北学者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估计不同，二是用于探究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方法论有异。在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程度的估计方面，他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采用机器生产的工矿企业与交通运输业，已经有了虽属初步却又比较明显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并不比西方尼德兰、英、法、美、德诸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差。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已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这就足以从根本上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性质。在用于探究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方法论方面，他认为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加以探讨。辛亥革命发生在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已经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中国已逐渐丧失独立和主权，沦为半殖民地，因此它难以取得如同英、法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辉煌的成就。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共性而忽略个性，而把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作为否定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由[11]。 （二）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研究 如何把握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和阶级特点，直接关系到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判断及社会意义的评估，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因此成为近20年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争论和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1）作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实体，中国资产阶级究竟形成于何时； （2）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构成特点及其政治态度；（3）资产阶级社团组织的发育及其意义。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一种意见认为，随着19世纪70 -8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 中国资产阶级就已经形成[12]。另一种意见认为，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上层已经形成，但这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13]。第三种意见认为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戊戌变法前还不能说有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增长；资本家数量相应增加；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跃上了政治舞台。此时，作为一支独立阶级队伍的资产阶级才真正形成[14]。 目前，第三种意见逐渐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但也有的学者提出应以动态的观点来看待早期资产阶级的形成，认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属于一种正从混沌走向有序、从初生状态向比较成熟和完备状态转化的过渡形态的阶级，严重的不纯粹性和软弱性是其贯穿始终的根本特征。这一过渡历程大致始于19世纪60年代，而完成于20世纪初年[15]。 有关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构成特点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态度，过去大多以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和政治态度的不同划分。近年来，不少论者对上述划分民族资产阶级上中下层的标准以及各阶层潜在的政治态度提出质疑。有的认为，“作为资产阶级上层，在当时社会上无疑是存在的”。但从经济方面看，很难准确地把握究竟占有多少资本才能归为上层，“有些人即使投资的资本不多，实际占有的投资额也不十分大，但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在工商界影响较大，倒实际上充当着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的角色”[16]。还有的认为， 辛亥革命以前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并未完全分化，相互间“既有政治上的分层趋势，又分化未周，上层和中下层之间固然有差别有矛盾，但并不存在一条彼此隔绝的鸿沟，基本上浑然合一，共荣共辱，作为一种统一的社会政治力量在发挥作用[17]。 丁日初通过具体考察上海资本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表现，对资产阶级上层反对革命，中下层具有革命要求这一政治态度上的划分标准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倾向和支持革命的并非都是中下层，一些上层代表人物也曾支持甚至参加革命活动。他指出”决定一个资本家在某一时期采取革命还是改良的政治立场，经济力量并不是惟一的因素，除此之外，同各派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客观的革命形势、他所接受的思想影响以及他个人的政治气质，都有关系。因此，把资本家阶级的不同阶层作为划分立宪派与革命派的惟一决定因素，这只能是一种简单化的公式。“[18] 最近20年，一些学者对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社团组织如商会、商团、华商联合会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19]。这些成果对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探索辛亥革命时期工商资产阶级的动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加深对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关系的认识。如有的学者认为，1904年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其理由是，一个阶级的形成，有赖于其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和组织程度的提高。联结工商各业资本家的商会成立之后，改变了以往公所、会馆各立门户的分散隔绝状况，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各行帮凝聚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商会联成一个有着共同政治经济利益的社会集团，而且获得了社团”法人“地位，进而能够采取种种办法将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层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20]。 另有论者考察了民国初期成立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认为商联会领导资产阶级参加了当时国内几乎所有的重大活动，使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组织、思想上趋于成熟，进入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高级阶段，中国资产阶级的完整形态至此形成。也有论者指出，如果说在收回利权运动、地方自治运动和立宪运动中，资产阶级化绅商（如张謇等）起到了主流作用，那么，他们在辛亥革命中则通过商会、商团组织厕身革命，从权应变，扮演了辅助性的二流角色，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及最终的妥协性政治格局有着直接影响[21]。如汉口商会支持武昌起义、筹款济军、支援和参加阳夏战争，对武昌起义成功有着直接的贡献。上海商团参加了革命党人领导的光复上海的起义，并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22]。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通过各地革命团体和同盟会领导发动起来的，各革命团体的组织成分、发展程度以及各团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与分裂，直接影响革命的性质与成败，因此，革命团体的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近20年来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发掘史料，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若干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同盟会、共进会的性质和特点，对一些既存的结论提出质疑；一是对辛亥革命期间国内新知识分子为主体组建的各类社团的概貌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更能透过现象深入本质，看到若干团体的真实属性和内在复杂性，不为其表面名称所惑。 （三）关于立宪运动与立宪派研究 关于清廷预备立宪的原因，史学界在较长时间内曾一致认为，清廷宣布立宪是为革命形势所迫，目的是抑制革命，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