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则怀疑《仪礼·丧服》经、传均经王莽、刘歆增窜。他说：
    余少读《仪礼·丧服传》，即疑非卜氏所手订，乃一再传后门人记述而间杂以已意者；而于经文，则未敢置疑焉。惟尊同者不降，时憯然不得于余心。乃试取《传》之云尔者剟而去之，而传之文无复舛復支离而不可通晓者；更取《经》之云尔者剔而去之，而《经》义无不即乎人心；然后知是亦歆所增窜也。盖丧服之有厌降，见于子思、孟子之书。惟尊同不降，则秦、周以前载籍更无及此者。而于莽之过礼竭情以侍凤疾，及称大皇太后，义不得服功显君事尤切近，故假是以为比类焉。[7]（p.24）
    曹元弼《礼经学》卷五《戴氏震与任幼植书辨〈丧服经传〉》”云：“幼植奋笔加驳于孔冲远、贾公彦诸儒，进而难汉之先师郑君康成矣，而訾汉以来相传之子夏《丧服传》为刘歆、王莽傅会矣。进而遂訾《仪礼》之经周公之制作为歆莽之为之矣。呜呼！《记》不云乎：毋轻议礼。……俗学肤浅，往往求之不可通，辄肆指摘云：刘歆窜入若干。”可知清儒任大椿（字幼植）认为《丧服传》并非子夏所传，而是刘歆、王莽辈傅会伪造。[8]
    著名礼学家胡培翚虽然认为“歆莽增窜《丧服传》说”是“丧心病狂”，但他认为《丧服传》是否为子夏所作还难以定论。他说：
    今案：经文精微详悉，非周公莫能作。记、传亦皆圣贤之徒为之。但此传为子夏所作与否，似当在阙疑之列。近儒乃谓传文有莽、歆增窜者。《礼经释例》云：《周官》晚出，故宋人或疑莽、歆伪撰，若《仪礼》自西汉立学以来，从无有疑及之者。为此论者，自非丧心病狂，不至于此。盖深恶其说之足以害经也。[9]（p.1340）
    另一著名礼学家曹元弼则在批驳歆莽傅会增窜《丧服传》说的同时，进一步申说、论述了子夏作“传”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他说：
    疏云：人皆云云，师师相传。则作传者为子夏，自周以来旧说也。作者创始之辞，后儒传述增续，但可谓之述，不可谓之作。故《孝经》有子曰、曾子曰，而郑君《六艺论》以为孔子作。《史记·弟子列传》以为曾子作。《诗》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而统言则曰子夏序。《公羊传》数传始著竹帛，传内有子公羊子曰，而贾云公羊高所作。此传云子夏作，盖同斯例。传文兼释经、记。经走周公所制，释经者实子夏原文，记是七十子后学所为，释记者皆后师增续。其释经处有一二未安，为郑注所驳者，或数传后失其本说，而以意补之，未能尽善。浅妄之徒，因传有释记处遂谓此传全出作记之后，非子夏所为，致启歆、莽增窜之诬。殊可叹也。此传既为子夏作，不题子夏传者，诗序亦不题子夏序，故陆氏《诗·释文》引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也。[10]
    大概是受近现代疑古思潮的影响，现当代学者已很少有人相信和坚持《丧服传》为子夏所“传”或“作”的说法，连力主子夏作《传》说的曹元弼的入室弟子沈文倬先生也再不相信此说，他认为：“《丧服》称子夏传虽始于唐人，但当时并无一致之说。简本无此三字（‘子夏传’），解决了这个悬案，子夏撰传之说不足信据。”[4]（p.33-52）在不相信子夏“传”或“作”《丧服传》的现当代学者中，以陈梦家与沈文倬二先生关于《丧服传》撰作时代的说法最有代表性。
    陈梦家先生推论《丧服传》当作于汉宣帝甘霹石渠会议之后，“有可能为后仓或其徒庆普所作或流传”，“它的撰作或行世，当在昭、宣之世”。因为庆普与大小戴同为后仓之弟子，故又推定其为今文学。其根据有二：其一，宣帝甘露三年二月举行石渠阁会议所写成的《石渠议奏》，引有《丧服》经文“庶人为国君”与记文“宗子孤为殇”，这些都不见于简本《服传》。陈氏遂以为此等经记之文已被《服传》作者所删削，从而判断简本《服传》之成书“当在甘露之后”。其二，根据《石渠议奏》与大小戴等说解《丧服》之义与《服传》有同有异，陈氏遂以为《服传》“不可能出于后氏诸徒小戴、闻人（通汉）之手”，“是二戴以外的家法”，从而断定《服传》“可能是庆普之学”，属今文学，而“删经与撰传同时进行”。[2]（p.17-35）
    沈文倬先生虽然也不相信子夏作过《丧服传》，但他不同意陈梦家先生将《服传》的成书时代定在甘露之后的观点。其主要理由有如下几点：其一，《通典》所引《石渠议奏》中有三处引用《服传》之文，可见《服传》作于甘露之前。其二，石渠会议参加者皆为今文家，从大小戴、闻人通汉等人对《服传》抱无视、曲解、非难的态度，可推定《服传》不可能是今文学，而可能是古文学。其三，郑玄所作《仪礼》注，于《服传》无今、古文校勘，但以其他篇目中所校古今文异字来核对简本《服传》，则简本《服传》之文每同于古文，从而可推定《服传》当为古文。其四，《服传》中有引用小戴的《礼记》中的《丧服小记》、《大传》、《丧大记》、《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檀弓》、《丧服四制》等篇之文，而这些篇目大多为七十子后学所记，故断定《服传》撰作时代之上限在《礼记》论礼诸篇成书以后，即周慎靓王以后（公元前315年），其下限在秦始皇焚书以前。[4]（p.33-52）
    沈氏据《石渠议奏》有引《服传》之文，驳陈氏以为《服传》作于甘露后之非，又据郑玄校古今文之例，推论《服传》为古文，均有理有据，可以信从但他与陈梦家氏及其他当代学者彻底否定子夏与《丧服传》有关的观点还有重新探讨的必要。笔者认为，说《丧服传》完全由于夏所“作”，可能与史实不符。但将《丧服传》看成是由于夏所“传”，还是不容轻易否定的。虽然唐人说《丧服传》为子夏所“传”似乎是出于传说，但传说不一定无据；虽然由于文献不足征，现已难以确切认定子夏与《丧服传》的关系，但种种迹象显示《丧服传》由于夏所“传”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也就是说，子夏具备“传”《丧服》的资格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