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迈所云子夏在诸经传授中的作用，都是本于两汉魏晋人之说。其说虽然未必完全可信，但依据前述子夏在儒家经典传授工作中的地位和贡献，依据他晚年曾在西河大规模教授生徒的经历，我们有理由相信徐防与洪迈关于子夏与《仪礼·丧服》之说当是有所本的，不会是空穴来风。
    除了前述种种可以说明子夏具备传授《丧服传》的条件和资格以外，还有如下两条理由可以作为《丧服传》传自子夏的旁证。
    其一，《礼记》论礼诸篇为春秋战国之际七十子后学所陆续纂辑，现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而在论礼诸篇中载有不少子夏向孔子请教或与其他人商讨丧礼与丧服之事，如《礼记·檀弓上》载子夏曾向孔子请教“居君之母与妻之丧”的问题；又载狄仪曾向子夏请教丧服问题，并根据子夏的意见而为同母异父之昆弟制齐衰之服。《礼记·曾子问》载子夏曾与孔子讨论“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辟”的问题。可见子夏确实对丧服制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礼记·檀弓下》载：
    孔子之丧，有自燕来观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圣人之葬人与？人之葬圣人也。子何观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吾从若斧者焉。’马鬣封之谓也。今一日而三斩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这是说在为孔子举行葬礼时，有客人从燕国来参观，住在子夏家中。据王肃之说，子夏之意是：“若圣人之葬人与？则人庶有异闻。若人之葬圣人，与凡人何异？而子何观之？”[19]（p.1292）燕人前来参观孔子葬礼之所以“舍于子夏氏”，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可能是由于子夏深通丧礼，被委派为孔子葬礼的主持人，燕人则因参观葬礼而舍于其家；其二，可能是由于子夏当时以精通丧礼而闻名于列国间，因而燕人慕名前来拜访参观。无论如何，此事都反映出于夏可能确实是当时著名的丧礼专家。然则由这样的丧礼专家在向弟子传授由孔子所编订的《仪礼》各篇时，对特别繁难的《丧服》篇进行特别详尽的讲解，再由其弟子与再传弟子“师师相传”下去，并于后世著于竹帛，编订成别本单行的《丧服传》，就完全是入情入理的事情。
    其二，从《丧服传》与《公羊传》、《谷梁传》的句式对比中，可以发现三书的句式非常相似，从而可以推定可能在师承传授上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正如唐贾公彦于《仪礼·丧服》疏中所云：
    案《公羊传》是公羊高所为。公羊高是子夏弟子。今案，《公羊传》有云“者何”、“何以”、“曷为”、“孰谓”之等，今此传亦云“者何”、“何以”、“孰谓”、“曷为”等之问，师徒相习，语势相遵（连），以弟子却本前师，此传（指《丧服传》）得为子夏所作，是以师师相传，盖不虚也。[20]（p.1096）
    贾氏的这一发现是很有见地的。他从语言运用情况揭示出《丧服传》与《公羊传》两书的内在联系。二者通篇都以师生问答的体例结构成书（篇），频繁运用“者何”、“何以”、“孰谓”、“曷为”等词语提示问题，然后作出解释。此外还有《谷梁传》在体例上也采用这种形式结构成书。而除此三书之外，其它从先秦流传下来的古文献未见有采用这种体例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其原因就在于此三书在师承传授上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具体说来，就是说《丧服传》可能与《公》、《谷》二传一样，其主体内容本来是子夏当年在西河讲学时所口授的内容，后来由其弟子与再传弟子代代相传地承传下去并加以一定的损益润色后著于竹帛。因此，唐人将《丧服传》署为“子夏传”当有所本，未可厚非。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子夏与《丧服传》的关系作出这样的认识和理解：《仪礼·丧服》的经文基本上是孔子依据宗周时代流传下来的丧服礼俗，参以己意，加以系统化、整齐化而编纂成书的，当然其中也可能会包含一些七十子后学所增益修订的内容。而《丧服传》则当是孔子弟子子夏所承传，就是子夏将其师从孔子学礼时所习得的有关解释《仪礼·丧服》经、记的内容，再口授给其弟子，后由其弟子与再传弟子“师师相传”下去，并著于竹帛，编订为《丧服传》一书。需要说明的是，《丧服传》的内容主要是由子夏从孔子所习得并传授给其弟子，也就是说，子夏对《丧服传》所作的工作虽然不能排除其中有“作”的成分，但主要还是应定位在“传”上。我们之所以同意《丧服传》为“子夏传”的观点，而不完全同意“子夏作”的说法，原因就在于此。
    【参考文献】
    [1]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汉简[Z].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
    [3]沈文倬。汉简《服传》考（上）[J].文史，第二十四辑。73-95.
    [4]沈文倬。汉简《服传》考（下）[J].文史，第二十五辑。3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