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翦氏遂有《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一文（注：参见《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
    在《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一文中，翦氏认为“尚能一死以谢天下”（注：参见《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第19页。）的“是英雄”（注：参见《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第21页。），因为自杀“需要勇气，更需要知道廉耻”（注：参见《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第19页。）。“至于逃跑与被俘，都是下策”（注：参见《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第20页。）。“所以在中国史上，末代帝王投降的最多”（注：参见《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第20页。）。其以古喻今之意，跃然可见。
    翦伯赞诚然是认同“在历史研究中是要贯彻政策的精神的”（注：《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原载《江海学刊》1962年5月号，后收入《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0页。），但对于40年代自己以古喻今之作，却非全以为然：
    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把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同起来，那不是把历史上的现实现代化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注：《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原载《新建设》1952年9月号，总第48期，后收入前引书，第7至8页。）。
    把历史“现代化”、“古典化”，直如胡适（1891-1962年）所称历史“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注：胡适语，见《胡适文存》卷2，第440页，转引自翦伯赞《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原载重庆《读者月报》，2卷3期，重庆生活书店，1940年5月1日。后收入1.翦氏著《中国史论集》，（第一辑），香港龙门书店，1969年第23页。2.《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一辑），第1至13页。）。翦氏诚然是反对胡氏之说的（注：《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翦氏著《中国史论集》，（第一辑），第23至24页。）。只是他自认也曾“涂抹”历史，并因而忠告不宜再涂再抹（注：参见《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另参见《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原载《光明日报》，1963年12月22日，后收入《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3页。翦氏此忠告，至少见引于以下三文：1.侯外庐：《学习翦伯赞同志的求新求实精神》，《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第17至18页。2.田余庆：《坚持真理，无畏无私--深切怀念翦伯赞同志》，前引书，第37至38页。3.罗梅君（M.Leutner，西柏林自由大学）：《翦伯赞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前引书，第216页。）。翦氏以古喻今的史笔，论者称谓多端（注：论者称翦氏以古喻今史笔，或如以下：1.借古喻今（香港龙门书店版翦氏著：《中国史论集》封面内页。马金科、洪京陵：《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194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14页。2.古为今用（周一良：《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开幕词》，《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第1页。张龙翔：《在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上的讲话》，前引书，第7页。）3.理论联系实际（周一良文，参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2辑；侯外庐上引文。）4.史论结合：（张龙翔文，参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2辑；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一九○○--）》，下册，第139页。）5.以古讽今（许冠三前引书，第124页。）6.研究历史须从实际出发（许冠三前引书，第115至144页。）7.理论与实践统一（许冠三前引书，第117页。）8.以古套今（《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中国史学研究动态》，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07页。），亦透视了翦氏40年代在香港的史学观念之一。
    普及与提高并重的史学
    翦伯赞40年代在香港一段的主要工作是当香港《文汇报》《史地周刊》的主编。从事报纸工作本来就是一种普及文化的工作，当然亦是一种政治工作；教育亦然。翦氏在陶行知（1891-1946年）手创的育才学校曾讲学两次：
    我在困居重庆的六年中（按：1940-1946年）曾经两度访问古圣寺（按：育才学校校址），替这些孩子讲述中国史。用陶行知的话说：“给他们以做一个合格公民的知识。”我记得第一次是1941年的冬天，这次讲了3星期，从古到今，把中国史讲了一通。第二次是1944年的秋天，这次讲了11天，替他们解决了一些中国史上的问题。
    在这两次讲学中，使我发现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奇迹。十几岁的孩子，能够在座谈会上面谈时局，从国内到国际，从政治到军事，明如指掌；能够写出文学的创作；能够自编剧本，自己导演；能够自己作曲，作歌；能够写生、速写；能够画出星宿的图谱。从这里，我看出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原则，是一面加强政治教育，同时并不忽略文化教育，而这也许就是奇迹出现的缘故。（注：《记古圣寺》，原载香港《三月十五》（《生活教育丛刊》第一辑），1948年3月，后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437至438页。）
    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并重，大抵除了陶行知的育才学校外，恐怕最能担负此责的，非报纸莫属了。翦氏在香港一段，主要是担当《文汇报》《史地周刊》主编的工作，答复读者来函，可说是一种文化教育、历史教育。事实上，翦氏在港时期的史学观念之一，即普及与提高并重的史学，可见于其复读者来函的回信中（注：翦氏普及与提高并重的史学观念，见于其一复读者来函的文章：《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兼答吴兰先生》，原载香港《文汇报》，1948年10月29日《史地周刊》第6期，后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5至169页。此外，翦氏之复读者来函，今可见者有1.《读书不应“不求甚解”》（答读者），香港《华商报》，1947年12月5日第二版。2.《关于传国玺答文芳先生》（附文芳先生来信），原载香港《文汇报》，1948年11月26日，《史地周刊》第8期，后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96至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