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氏《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兼答吴兰先生》一文中，指出通俗化除文字问题外，内容亦要改造：
    任何学科的通俗化的问题都不只是文字上的问题，而且是内容上的问题……本国史知识之所以有普及的必要，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历史知识来肃清各种封建的、买办的、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旧思想，并且我们可以由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而加强对于中国民族进步方向的信心与认识。统治阶级向来总是利用历史知识来麻痹和欺骗人民，他们片面地和歪曲地解释历史，企图散播正统观念和媚外观念……我们的历史研究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要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重新建立中国史的科学知识，以击败统治阶级的非科学的“历史知识”。如果不和人民化与科学化的问题相连结着，通俗化是没有意义的。（注：《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兼答吴兰先生》，《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5页。）
    另一方面，普及与提高两方面的工作，关系又是相当密切的：
    在历史研究上，提高的问题又不能不与普及的问题同时提出来。我们所谓提高，就是要从旧史学的迷雾下重新整理一切史料（也就不能不进行各种必要的考古与考证工作），使历史的真实复现出来，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来加以分析研究，用人民的立场来给以解释与说明，以求能正确地认识一切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把握一切具体的历史规律……把这样的研究的结果普及化才真正能对人民有益（注：前引书，第166页。）。
    却不是说普及与提高两者并无区别：
    但普及与提高两种工作也有着某种程度的区别，这是不可否认的。不能说，只有人民大众有兴趣知道的事件才值得我们研究。因为这一事件必然千头万绪地和其他许多历史现象相关联，如果不全盘地进行研究，孤立地认识这一事件一定会陷于错误。反之，如果忘记了历史研究无论怎样深入，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服务于当前人民大众的实践斗争，那也势必会沉溺到无边的史料的海洋里，永远爬不出来（注：前引书，第167页。）。
    要之，普及与提高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普及与提高两项工作也不是有着严格的先后次序的。正如在一切科学上一样，普及的要求刺激了提高，提高的努力又指导了普及。二者是互相辅助，互相推动的（注：前引书，第167页。）。
    至于读者来函指出硬记历史的人名、地名、年代、战争，会扼杀读史的兴趣（注：《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兼答吴兰先生》（附吴兰先生来信），《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168页。），意若有碍历史知识之普及化；翦氏于刊出复读者函的同时，发表了《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一文，指出“历史”与“历史学”的意义：
    历史不完全是一种记录的科学，同时也是一种批判的科学。因为历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记录史实，同时也还说明史实（注：《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原载香港《文汇报》，1948年10月29日《史地周刊》第6期，后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0页。）。
    因而在历史上，抽出了人名、地名和年代，可以说，就没有历史了（注：前引书，第160页。）。
    翦氏认为，出现于历史上各时代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应受到重视的（注：前引书，第161页。）；因为所谓代表性，“已经不仅是他个人的符号，而是一个阶级、一个种族、一种思想，乃至一个时代的符号”（注：前引书，第161页。）；翦氏举这方面的例子是很丰富的，并且是古今并举的：
    例如嬴政（秦始皇）是一个人名，但他却变成了暴虐的代名词；秦桧、洪承畴、汪精卫都是人名。但他们却变成了汉奸的代名词；孔丘、墨翟、杨朱都是人名，但他们却变成了几个学派或思想的代名词；又如陈胜、吴广、樊崇、王匡、陈牧、张角、窦建德、刘黑闼、黄巢、刘福通、徐寿辉、明玉珍、郭子兴、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都是人名，但他们却变成了农民暴动的代名词。同样，在今天，毛泽东的名字，是他个人的称号，但同时也代表着中国的人民大众；蒋介石的名字，是他个人的称号，但同时也是中国的买办、地主和官僚等一切反动派的符号。一言以蔽之，许多历史人物的名字，都特征着一定的历史内容。如果我们要研究历史，就不能忽略这些人的名字（注：前引书，第161至162页。翦氏《追怀冯玉祥将军》（按：此文收入翦氏编《冯玉祥将军纪念册》时改题《追忆冯玉祥将军》）一文即云：“民国以来巨大的近代历史事变，几乎没有一次他不在场。可以说，如果在中国近代史上抽出了他的名字，就会留下很多空白”，《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