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氏道出一般人对人名生厌，实有其故，并提出解决办法：
    其实，人名并不一定讨厌。他之所以讨厌，不是因为他是人名，而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些人名太生疏的原故……因此只要我们努力去认识历史上的人物，那么，历史上的人名就会从纸上浮凸出来，由一个抽象的符号，变成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活人（注：《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2页。）。
    地名，诚然比人名更要干燥无味，但“离开了大地，历史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地理和历史的关系，正如戏剧和舞台一样，没有舞台、戏剧的演出是不可能的”（注：前引书，第162页。）。
    翦氏甚至就地取材地说：
    就是今天的空战，也要把炸弹投掷到地下，才能发生实际的效果（注：前引书，第162页。）。
    另一方面，历史之变，亦可通过地名而得：
    地理和历史一样，也在不断的变动中。自然地理的变改，固然需要长久的年代。而政治地理，则历代都有变易，这种变易，又与历史的变动息息相关。例如两汉和唐代等王朝的疆域曾发展到中亚，而东晋、南朝、南宋等王朝的疆域则缩小到长江以南，这些发展和收缩，正是中原王朝兴衰的表征。又如在两汉时期，西域分化为三十六国乃至五十余国，到三国时期，则合并为六国。这种分化和合并，正是西域诸国历史演变的结果。又如同样的中国王朝，各朝代的行政区划有所不同。如秦分三十六郡，汉分十三州，唐分十道，宋分十五路，元分十一省（中书省在外），明分十三省（京师、南京在外），清代分本部为十八行省。又如同样的地方，而古今异名。同样的地名，而古今异地。前者如今之南京，晋曰建康，元曰集庆，明曰应天，清曰江宁；后者如汉之九龙，为海南岛之一县，今之九龙则在香港对岸。如果不弄清楚，就会不知所指，或者张冠李戴。总之，不了解地理，就无从了解历史的进行。例如历史上的战争的进军，商业交通的路线，种族和文化的移动，都要从地名中才能探索出来（注：前引书，第162至163页。）。
    翦氏分析一般人对地名生厌，其理同人名被厌无异：
    地名之所以讨厌，也是因为我们对于这地方的知识太少。假如我们知道某一地方的内容，自然也可以感到兴趣。例如我们现在看报纸，对于济南、锦州、太原这些地名，一定不会感到枯燥，因为我们从地图上知道它们的方位，甚至知道他们的街市。但是假如有人提到南非洲的某一种镇，就会感到茫然（注：前引书，第163页。）。
    年代之于历史学，是比人名、地名更为枯燥的。翦氏却道出年代实不能偏废：
    在历史学上的年代，比之人名、地名，更为枯燥，因为它是一些数目字的重复，特别是中国史上的纪年，还多一种甲子。但年代在历史学上是重要的，它是贯串千百万条片断史实的一条绳索。有了它，这些史实，才能表示出时间的系列。有了时间的系列，我们才能知道史实发生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历史研究的据点，才可以看出历史人物或事实本身的时代性，也才可以向上追溯它的渊源，向下推求它的发展，向旁边寻找它的关联。否则，若从历史上去掉了年代，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混乱一团的乱丝，找不到头尾（注：前引书，第163页。）。
    并以“流水账”为喻，指出若过渡到“分类账”，历史年代之意义便不难看出：
    是的，有些纪年的历史，按年逐月记载下去，好像一本流水账，杂乱一团。但如果我们把一年的流水账过到分类账，我们便可以知道在这一年中，买了多少油盐柴米鱼肉布帛，而且也可以看出这一年中各种日用品的价格涨落，可以算出一年中生活指数的升降。研究历史也是一样。假如把那些错杂记载的史实，依其性质以为类别而加以整理，我们就可以看出某一朝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轮廓，就可以看出内乱外患的起伏（注：前引书，第164页。）。
    翦氏认为“活的历史自也离不开人名、地名、年代”（注：《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兼答吴兰先生》，《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7页。），是故“得要耐烦去接近它们”（注：《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4页。），意若不管普及或提高史学，俱须通过“耐烦”的考验（注：《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4页。），非如读者来函之说：硬记会扼杀读史兴趣，史学普及化亦因而无从谈起；相反的，“一个学习历史的学生，那一天不讨厌人名、地名和年代，他就走进了历史学的大门”（注：《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4页。），史学之提高由是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