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外来客户大量移入，但两湖大部分地区的里甲数目却一直呈下降趋势。其中以正德、嘉靖年间为最。如浏阳县：“洪武初编七十五里三坊，粮堕民困，嘉靖间已并为四十八里二坊。”[15]这些变化与主客之间的赋役不均、土客之间的利益倾轧所导致的土著的没落及逃散不无关联。
    可以说大量籍外之民的存在对在籍之民是一种威胁和冲击，这种威胁一方面在于赋役的不均（注：必须指出，客民并非是造成赋役不均的唯一原因。在两湖地区，远多于其他地区的王府庄田和卫所屯田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大肆兼并土地，转嫁赋税，造成了两湖民户田赋负担加重、赋役不均。），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资源的争夺上。客民在定居的过程中，不断地和土著居民为争夺垦地或江边湖畔的低湿地彼此竞争。在平原湖区，主户与客户都进行着围堤筑垸的工程以从事垸田生产，由此主客之争就体现在主堤与客堤的矛盾上：
    （沔阳）自洪武迄成化初，水患颇宁，其后佃民估客日益萃聚，闲田隙土易于购致，稍稍垦辟，岁月浸久，因壤为业。又湖田未尝税亩，或田在数十里而租不数斛，客民利之，多濒河为堤以自固，家富力强则又增修之。民田税多徭重、丁口单寡，其堤坏者多不能复修。虽垸必有长，以统丁夫主修葺。然法久弊滋，修或不以时，故土未坚实；丁夫或非其数，故工尚卤莽。夫垸益多、水益迫。客堤益高，主堤益卑。故水至不得宽缓，湍怒迅激，势必冲啮。主堤共受其害。由是言之，客非惟侵利，且贻之害也。[8]（卷74《湖广三》）
    由于客户往往资财丰厚，或人丁强壮，其所修堤坝比主堤坚实，所以每到洪水期，主堤往往先受其害。难怪时人惊呼“客非惟侵利，且贻之害也”。这表明主客之间的矛盾已经由赋税上的不均，发展到客户的争利行为危及土著的生产和生活安全，造成对资源的破坏，加剧了两湖平原地区水患灾害。在湖南攸县亦有类似的抱怨：
    迩来闽粤之民侨居吴楚，自吉、袁至楚南各郡县所在皆是。以为主户则本非土著，以为客户则已无他徙。而其人又皆居山而不居泽，凿冈伐岭，水心叶氏所云锄耨无穷，地力竭而不应，盖不免焉！然动损地气所关尚浅，惟是其性桀骜，其俗犷悍，若置之户口之外，视同狉獉，恐不免为土著之累。[16]
    这里人们认为客户的生产造成地方衰竭，动损地气，而且认为客户桀骜不驯的性格会连累土著。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明中后期至清代，这说明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闲田旷土大部分已被开垦，土地资源紧张的问题开始显现。
    客户对当地社会秩序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由于客户中主体为流移之民，其成份繁杂，有躲避赋税者，有谋取利益者，其间更不乏“骄黠不逞”、“脱罪亡命”之徒。而且他们脱离了里甲的控制，因此流移的大量存在也就成为影响当地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史称荆襄地区“四方流移杂处，醇梗相半，其地多崇岗山箐，民事剽悍而恒拘狎。虽岁时群处，往往以财才雄长，有侠风。四方游民其琐尾派离与铤而走险者多逸其中，久而滋煽，因易为乱，承平以来，剧盗数起。”[8]（卷72《湖广一》）可见，流民对社会安定的负面影响十分典型。其他各地也是“盗寇”频发，此伏彼起。这些与流移杂处不无关联。
    另外流寓的移入对当地社会风气的影响也很大。在东湖县：“彝陵自设府以后，流庸浮食者众，五方杂处，风俗大变。……凡健讼犯科者多系流寓浮籍，土著者稀焉”。[17]在京山县亦是“游居之民则犷悍律讼。”[12]（卷6《风俗》）当然我们不能将所有的坏影响都归于客户的存在，从理论上讲，人类的迁移与交往对传播文明、促进民族融合都有重大意义。[18]在湘鄂西山区，流民的进入带来先进的耕作技术，对开发山区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限于篇幅和主旨，本文仅就某一方面进行论述。
    三、问题的解决
    随着土客矛盾的渐趋激烈，特别是土著对于客户占据膏腴之田、湖泽之利，却籍口客民，不承担任何赋税的行为深为痛恨。客处之民由此被视为两湖地区的“三蠹”之一。这种主客之间因在赋税负担上的不均，最后导致政府不得不进行人口和赋役制度方面的调整。这就是人口附籍和土地清丈活动的推行。
    到明中后期，政府逐步调整了人口政策，即由一律遣回原籍改为允许客户在新居住地落籍入编，就地安置。两湖地区办法有二：一是对大量流民聚集区编制新里甲，甚至设立新的州县，荆襄流民的处置就是一例：设置郧阳府，添立竹溪、郧西两县等。二是就地纳入当地里甲中去，填补逃亡里甲中的空缺或设立客民里。
    早在明成化年间，随着土著的外逃及原有里甲的松弛和萎缩，两湖地区就有不少官员主张以流移来附籍填充。如丘浚在其《江右民迁荆湖议》中就有鉴于“江右之人群于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并失之也”的局面。提出将这些流移收编管理，其议曰：
    臣请立为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于荆湖多历年所，置成产业者则名以“税户”之目，其为人耕佃者则曰“承佃户”，夫贩易佣作者则曰“营生户”，随其所在，拘之于官，询其所由，彼情愿不归其故乡也（不愿者勿强），则俾其供词，具其邑里，定为板册。[19]
    吴桂芳在处置陆续而至的郧阳流民时也提出：“收集流寓以实逃亡里甲”的主张，其方法是：“除旧已附籍及暂时来往贸易，或工匠艺共赁店居住者不得妄行骚扰外，其余娶有室家、置有房屋、典种田地，营运年多，势在重迁者，务要挨门逐户，从实开报到官，令其附籍本住里下，填补逃亡甲首格眼，遗下逃亡田亩，即拨领种认粮。如本里空格填满，则另拨别里。通县空里补满则另立新里。”[20]
    这里共同点都是力图使流民客户重新回到官府里甲控制之下。但有一点我们需注意，这里的附籍都对田产提出了要求。其原因在于里甲实质是一种役制单位，里甲中的“户”的内涵应该就是与土地相结合的人口，即“人丁事产”。[21]（P9）据此可推断，并非所有的客户都能被允许入籍。不过，既然主客之争的焦点就在于这些已垦耕田地却不承担赋役之客户，那么他们的户籍对于解决赋役不均现象是大有裨益的，即所谓“使客丁必登籍而复其常役，则口增而民徭之偏重可省也；湖田必税亩而修其常，则赋增而民租之积逋可杀也。如是则主不常贫，而客亦可以久富。”[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