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北边疆政策总的原则是因俗施治和间接统治，即实行军府制度之下的多元行政管理体制，由于总结了历代的边疆政策经验，较前代更加完备。清政府确立伊犁将军对都统、参赞大臣的节制统辖权之后的数十年里，新疆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之中。镇迪道之上由陕甘总督这个省一级的行政建置，和军府制下乌鲁木齐都统的直接管辖。但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伊犁将军府的设立为始，至同治三年（1864年）阿古柏入侵南疆前，军府制实施已逾百年，不能满足和平时期地方民政管理的需要。军府制的弊病很明显，如职权分散，地方民政管理体制的多样不利于政令统一，监督不利，“因俗施治”容易使地方产生离心倾向等。另外，军府制重军政轻民政，军府大臣多不理民事，不谙习民事，“原为操演兵丁而设，向不办理地方事务，……查地方官亏空，始令兼管。但满洲领队大臣内能管辖兵丁复能办理地方事宜者鲜有”(54)。
    缺乏监督机制，是军府制度最大的弊端。地方事务多由当地民族上层人士管理，造成官民隔阂，政令不畅，南疆地区尤为严重，伯克任意压诈百姓。嘉庆年间南疆发生和卓后裔张格尔之乱，那彦成处理善后事宜时，指出“各大臣驻剞一城，各长其疆，并无维制考核之分，是以彼此不相顾忌，不若外省州县属于知府，复设司道从而考察之，又设督抚从而统辖之，层层相制”。军府制度虽有统制之名，而无考核之实，“遇事迁就。今应增添考核一条。……今各城大臣亦请分隶考核，俾有所纠察，以防其荡检跄闲。每届年终，令将军都统参赞大臣，将各城大臣出具切实密考，各具所见所闻”(55)。这是史料中较早对军府制度下南疆地方行政缺乏监督，与州县制度相比不易行监察考核的论述。清政府已经认识到军府制缺乏的正是司道的监察控驭。
    同治三年（1864年）阿古柏入侵南疆，新疆大乱，军府制度受到沉重打击。收复南疆、筹办善后时期，刘锦棠就建议裁撤伯克等缺，并裁撤军府，拟设巡抚。镇迪道无须乌鲁木齐都统兼辖，即使伊犁将军亦不用总统全疆，“免致政出多门，巡抚事权不一”(56)。在置省建议中，为加强吏治监察，刘锦棠提议将旧有镇迪道员，赏加按察使衔，兼管全疆刑名驿传事务(57)。南疆两道“距省窎远，所属一切案件，均由该管巡道核转，设案情不确，即由该管巡道提审问拟，统咨镇迪道兼按察使衔衙门”。“南路设官以后，所有各属命盗重案，经臣饬由该管道州，层递檄转，再由臣悉心察覆定谳，历经办理在案”(58)。按照刘锦棠的建议而建置的南疆两道，仍然要“统咨镇迪道兼按察使衔衙门”，以实现兼按察使衔镇迪道监督吏治、统辖全疆刑名驿传事务的布署。道员兼按察使衔，在职能上加强了监督吏治职权，而且地位与布政使已经很接近，提高了道员的行政管理地位。这是符合新疆建省及加强地方行政管理需要的。
    如前所述，清代守、巡道员“皆掌佐藩臬，核官吏，课农桑，兴贤能，厉风俗，简军实，固封守，以倡所属，而廉察其政治”(59)。道员为两司之下，府州之上的地方行政官。其整饬吏治，弹压地方，“辅佐藩臬，监所领之府州”的性质，正可以补足清代新疆军府制下官员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考察的弊端(60)。尤其是镇迪道加按察使衔，加强对官吏的监察，以解决清末治边政策中的一个难题--对官员的监察考核，以保证吏治清廉，政令下达。而与道及府州县相应的是行省制度，建省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镇迪道及其他3道，在组织州县建置过程以及建省后的地方行政中，道员的地方民政作用增强。新疆建省，使得原来隶属军府制度之下的南疆伯克制、扎萨克制度、以及军府制度本身，都向统一的地方行政制度靠拢。建省后，设置巡抚1人，布政使司1人，省治迪化府，经历司经历1人，库大使1人。按察使由镇迪道兼摄，后改提法使，司狱由镇迪道库大使兼；分巡道四（镇迪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伊塔道）。“往昔军府之制已如冬葛夏裘之不可复御，于是同光再定代以郡县，联边腹为一体。”(61) 四道在建省后的地方行政建设过程中，成为地方政治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并使得新疆地方行政制度与内地划一。
    其次是对于新疆政区形成的作用，包括作为新疆省一级的政区和新疆辖区内的次级政区的形成这两个方面。
    乾隆重新统一新疆时，新疆隶属于不同的行政机构管辖，也就自然的形成四个统辖区域，即东部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隶属陕甘总督的地区、伊犁将军直接管辖下的伊犁为中心的地区、北部属于科布多参赞大臣的阿尔泰地区，以及南疆地区。（建省后的新疆巡抚辖区，实际上是沙俄割占了伊犁边外大片领土之后形成的。阿勒泰地区是在民国时期划归新疆统辖。这些本文不予讨论。）建省前镇迪道建置沿革即是新疆东部脱离甘肃管辖、不断向西移动的过程。光绪年间，根据刘锦棠的设省方案，巡抚驻乌鲁木齐，为全疆最高行政长官，兼顾了新疆政治统治及地理分布的特点。为了加强新疆与甘肃的联系，把甘肃与新疆合为一省，称甘肃新疆省。但在设省后，驻乌鲁木齐的甘肃新疆巡抚无权兼管甘肃（甘肃另有驻兰州的陕甘总督统管），甘肃与新疆仍是两省(62)。新疆建省的完成，也是新疆地方行政建置的完成，同时，近现代新疆政区随即形成。行政机构的改变促成了地方政区的形成，新疆大体上以这四道的驻地为中心，形成了各个地方行政的中心，并最终使天山南北成为省一级的整体政区。
    新疆政区的形成反映了地理因素与地方行政建置互相影响的结果。19世纪中叶以后，沙俄侵占了中国西北边疆大片领土，清政府面临更大的边疆危机。随着对新疆地理认识的加深，逐渐形成了现在新疆政区的地理和政治的概念。建省前镇迪道的建置沿革表明：由于管理不便，安西道自雍正以来兼辖新疆东部地方，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止，改由巴里坤道辖东部州县，安西自此改隶肃州。而乾隆时将新疆东部和甘肃西部均视为“绿边一带”而统辖于甘肃省，是新疆东部为入内地孔道，方便内地移民入新、调发钱粮、派遣官吏等起见。新疆东部地区虽然仍隶属甘肃省，但与前相比，镇迪道的辖境已经初步形成，并由乌鲁木齐都统直接管辖，从而奠定了建省后新疆东部和甘肃西北的政区界限。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主张哈密应改隶新疆，“将来议设行省必以哈密划隶新疆，形势始合”，“请将哈密及镇迪道属划归刘锦棠统辖，”(63) 即是清廷对新疆政区地理认识加深的体现。哈密原来是回王统辖维吾尔族民众，哈密通判管辖汉回人民，隶属甘肃省。新疆建省后，哈密地方回务，“应请划归镇迪道管辖，遇事由该道核转，以专责成”(64)。建省后将哈密划归新疆，结束了行政管理隶属甘肃的局面，使之成为新疆的组成部分。省会迪化建置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升迪化直隶州为府，增设迪化县为附郭县，与昌吉、绥来、阜康、奇台四县，隶属迪化府；镇迪道辖府1、厅4（吐鲁番、镇西、库尔喀喇乌苏、哈密）。镇迪道及迪化府的行政建置大体完善，更加巩固了新疆东部地方政区的大体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