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庵先生在治史的过程中不满足于具体研究的成果，表现出总结史学方法的自觉意识。他写的《史讳举例》、《〈元典章〉校补释例》（即《校勘学释例》）反映出他治史的特点，也显示出他注重从民族史学遗产中总结史学方法的思维途径。而《通鉴胡注表微》则全面反映出援庵先生治史的特征，表现出他审视民族史学遗产、总结史学方法的独特的视角。
    由于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与一般的历史研究的方法有相同的方面，也有其特殊的地方。研究历史都必须讨论文献的版目、目录，要考订史实，但是古籍历史文献中的书法、义例、避讳等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现象，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回避讨论这些问题，正如援庵先生在谈到避讳问题时所指出的：“避讳为民国以前吾国特有之体制，故史书上之记载，有待以避讳解释者甚众，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⑧《通鉴胡注表微》在阐释历史研究方法时，充分注意到中国民族文化自身的特质。
    一般地说，中国历史文献涉及到方法问题是两个方面，与史书编纂有关的是“书法”及“义例”、“评论”的问题。《表微》中的本朝篇、书法篇、评论篇、感慨篇、劝戒篇大体是属于这类方法的研究。《表微》研究这些史法并不是要求今天的史家模仿古代史家的笔法去写史。这些内容是客观的存在，认识它，可以更好读史、研究历史，这是其一。其二，这类问题的探索，对于后世的治史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谈到史书的评论问题，援庵先生说：
    马班面降，史论尤繁，荀悦曰论，陈寿曰评，裴松之引孙盛、徐众之书，亦皆以评为号，则评论实注家之一体也。胡注通鉴，评论亦众，……自清代文字狱迭兴，学者避之，始群趋于考据，以空言为大戒。不知言为心声，觇古人者宜莫善于此，胡明仲之管见，王船山之鉴论，皆足代表一时言议，岂得概以空言视之，通鉴注中之评论，亦犹是也。⑨
    这段话说明史论的意义，考史与论史、 注史与论史相结合为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一概把史学评论当作是“空言著书”是错误的。《表微》书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中国历史文献涉及到方法的第二个方面，是文献的考辨的方法。援庵先生对中国传统史学文献考辨，条分缕析、类例归纳、总结出方法论的认识，这对于理解中国史籍、研究历史问题，对于今天的治史都有着明显的意义。《通鉴胡注表微》书中的校勘篇、解释篇、避讳篇、考证篇、辨误篇是集中论述有关文献考辨方法的专门篇章。
    《校勘篇》谈到校勘四法：“综举校勘之法有四：曰对校，以祖本相对校也；曰本校，以本书前后互校也；曰他校，以他书校本书也；曰理校，不凭本面凭理也。”而对校、本校、他校、理校是互相联系的。援庵先生以胡三省对《资治通鉴》作的注，具体说明校勘四法及校勘四法相互配合的应用。胡三省的注通鉴，名为音注，实际是校注，援庵先生钩稽胡注，指出所使用的方法是“以理校为多，他校次之，用本校对校者较少。”在具体的运用中又有本校与他校兼用，先用他校而后用对校，理校兼他校诸种情形。我们研究陈援庵先生治史方法论时，应该注意这种贯通论史法的特点。
    在谈到校勘问题时，援庵先生指出要遵守的事项。如“校书当蓄异书”；“对校贵有佳本”；“未得祖本以前，只可用他校”；不得“任意将原文臆改”；涉及文字音韵、典制、地理等内容，要有“校勘常识”；校勘涉及考证，“考证虽小道，亦未许轻心相掉”以及“不可轻诬古人”等等。
    《避讳篇》具体地通过胡注说明避讳的情形，有称异名、避讳改诸名号、避讳改地名、避讳改前人谥、改常语、改年号、改前代官名，以及避讳空字等等。援庵先生把《史讳举例》的认识运用于《通鉴》胡注的研究，具体而微地展示避讳方法在研究中国历史中的意义。《考证篇》、《辨误篇》说明考据方法的意义，辨误与考证的关系，将考证分成书证，物证、理证三类。1.书证是用文献材料考证；2.物证，以“出土之金石证史”；3.理证是“凡无证而以理断之者，谓之理证。”
    在具体分析胡三省的《通鉴注》时，援庵以注文说明考证，指出“考证贵能疑，疑而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考证不徒据书本”，“考地理贵实践，亲历其地，则知臆说不足据”；“考史当注意数字，有数字不实者，则当稽其不实之由”；考史要“逐一根寻其出处”、“‘读史须考末’，学者药石之言也”。胡三省认为释《通鉴》者，“当随事随时考其建置、离合、沿革”，援庵先生说：“身之此论甚精”。以上这一切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通鉴胡注表微》的各篇也有关于编制年历，目录等方法的内容。
    陈援庵先生总结史法，提出具有民族特点的史学方法论。下面几个方面的思想应该作进一步的考察。第一，关于考据方法的意义和考据学地位的论述。他说：
    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⑩
    这里应当讨论援庵先生对清朝乾嘉考据学的看法。陈援庵先生对乾嘉诸老的治学很推崇，他说过“百年史学推瓯北”的话，而实际上援庵先生对乾嘉诸老最推崇的是钱大昕（11）。同时，先生对乾嘉考据学也有批评，说“自清代文字狱迭兴，学者避之，始群趋于考据，以空言为大戒。觇古人者宜莫善于此，……”（12）又说：“自考据学兴，身之以擅长地理称于世。然身之岂独长地理已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13）。清代乾嘉考据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学者为逃避现实，“群趋于考据”，不足取。这些学者如援庵先生说的那样，“彼毕业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把史学的方法作为史学的目的。另外，乾嘉间，考据学极盛，一些学者如胡德琳在治学上同样表现出浅妄（14），援庵先生对此作了分析。所以，把考据作为史学方法之一，论定考据在史学工作中的恰当的地位，是陈援庵先生治史方法论的重要特征。
    第二，关于严谨学风的论述。《通鉴胡注表微》在讨论史法的同时，批评治史上的粗疏、浅妄的学风。校勘学、避讳学、考证学的方法使用，要求有谨严的态度、踏实治学的精神。援庵先生在论述各种方法时，以具体的例证说明谨严学风的重要，下面举几点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