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问题作为援庵论史事的重要问题被提出来，也是援庵先生观察民族前途的思考的主要内容。民族意识在中国古代是和夷、夏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援庵先生认为“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说法“非尊已而卑人。内外亲疏之情，出于自然，不独夏对夷有之，夷对夏亦宜然。”这是用民族平等的思想对古代夷夏问题重加解释，这是可注意的一个地方。其二，援庵先生认为“当国家承平及统一时，此种意识不显也；当国土被侵陵，或分割时，则此种意识特著。”民族意识的强烈是由于国土被侵陵、被分割造成的。援庵先生的陈古证今方法在这里表现为对民族命运的关心。其三，民族融合是历史的趋向。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由于通婚融洽，以致“夷夏不复能辨”，由于语言文字，姓氏衣服乃至血统的“混而无别”“同为中国人矣，中国民族老而不枯者此也。”隋唐以后的鲜卑的融合，契丹、女真在元朝被称为汉人，今天大家统称之华人，援庵先生谈到这些历史事实时，指出：“然契丹在金元，均称汉人，已与中国为一家矣。岂独契丹，女直在元，亦已称汉人，在今则皆谓之华人。身之尝叹中国自此胥为夷，岂知夷至此胥为中国乎！”（29）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民族融合是一种相互的融合，正是这种融合，所以“中国民族老而不枯矣”。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又是一个充满生命力，充满活力的民族。其四，援庵先生说：“中华民族淳朴，易为奸豪所武断，故极不宜分立诸小国，使窃据者得鱼肉其人民，观五代十国时君之贪暴可证矣。”（30）先生引古议今，要发挥的思想是：国家的分裂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有害。《表微》书在各篇中强调民族的坚凝力的重要。国家的短暂分裂最终又必然走向统一。援老对胡注的一段按语，很能看出先生的见识。《通鉴》卷一五七记载：梁武帝大同三年，时南北通好，务以俊又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司马光只是如实记载历史。胡三省的注文是：“两国通史，各务夸矜，以见所长，自古然矣，昭奚恤之事，犹可服觇国者之心”。（31）这一段话是胡身之有感而发，南北宋的通使活动只是一种军事征战的辅助手段，从务夸矜的活动中得到“服觇国者之心”，注文隐约透露对两宋朝廷热衷和谈的不满，这是胡三省的心态。陈援庵先生在《表微》中这一条的胡注的后面又加了一条按语。按语解说胡注中提到的“昭奚恤之事”的史事，指出南北朝的南北通使和战国时期的通使的目的不一样。南北朝虽互相通使，目的在“藉此得消息”。南宋时的金宋之间通使也是这样。援庵先生据此作进一步发挥说：
    然则南北朝之通使，各务夸矜，特其表面尔，由民族感情之亲热觇之，中国之分裂应不能久也。
    援庵先生纠正了胡注中的解释的不确切的地方，分析各个历史时期通使的性质、目的变化，指出，看问题不能停留在表面上，更重要的是先生发挥了对民族前途的看法：“由民族感情之亲热觇之，中国之分裂应不能久也。”
    边事问题和民族问题联结在一起，到了近代，中国的边事内容有了新的变化。在《通鉴胡注表微》的《边事篇》的一章中，援庵先生说：“边事犹今言国际之事，息息与本国相通，不可不知已知彼者也。”把国际之事与中国国内的事联系在一起，这是陈援庵先生讨论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特点。
    国际事与国内的事息息相通，中外关系和民族问题分割不开。从世界的角度来谈中国，最重要是中国要自强，援庵先生在《边事篇》中，反复强调的是这一点。他在《边事篇》开篇谈到南宋国势孱弱，一百多年无论是和还是战，都是失败，最终导致亡国。胡三省在注文中为之感慨。援庵先生说
    身之所论，大抵重在自强自治，不与人以可乘之机。纵不得已而求助于人，亦必慎所与而毋贻拒虎进狼之悔，斯可谓善于交邻者矣。
    “自强”是“交邻”的基点，只有“自强”，才“不与人以可乘之机”，即使“求助于人”也可以不会有“拒虎进狼”之悔。援庵先生是论史，也是在议今。
    《边事篇》中多处谈到自强的意义，说：“故凡欲得人之助者，必须能自强；不自强而欲得人之助难矣。”“国力充实，虽败不足扰，国力空虚，虽胜不足喜。忧喜视国力之盈虚，不系一时之胜败”。《通鉴》卷三十二载汉成帝元延二年，康居不肯拜汉使一事。胡三省注文说：“余谓夸者，自矜耀其能傲汉也。旁国，邻国也。”援庵先生按语说：“此有感于中国国力之不振，而迭为邻国所蔑视也。”回顾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目睹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与羞辱，正直的史家由心底发出呼喊，渴望中国自强。炽热的爱国情思溢于言表！
    自强之道问题，先生同样在陈古证今：
    《通鉴》卷五十八载：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以崔游为御使大夫，游固辞不就。
    胡注：崔游，渊之师也。游既能以师道不为渊屈，且又得不变于夷之义。
    援庵先生按语作了进一步分析，按语最后说：“崔游能用夏变夷，而不能保中国政治不腐败，中国政治而腐败，又安能禁其不生蔑视之心耶！”
    又：援庵先生在《民心篇》开卷中说：“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夷夏之防，有时并不足恃，是可惕然者也。故胡注恒注意及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关于如何能使得政治清明，民无离心，《民心篇》、《货利篇》诸篇言之详矣，不再赘述。
    《通鉴胡注表微·重印后记》谈到这部著作写作的背景，说：
    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生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苦。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