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读书，遇有疑难之字，翻阅字典，须详观上下文义，求一妥当之解释”，“望文生义，为训诂家大病”。
    ——古书要句逗，援庵先生说：“今人动谓古书须加标点句逗，诚是矣。然标点句逗，亦岂易言哉！”
    ——节引史书，“宜细分析”（15），“凡引书声明引自古人者，可略而不可改。”（16）
    ——史有阙文，不可妄补，“与其妄补，毋宁仍史阙文之为愈矣。”（17）
    ——行文用语，“一字用语”，不可放过（18）。
    ——“读史须考本末”，注释要“沿流溯源，究其首尾。”（19）等等。
    陈援庵先生谈史学方法，紧密结合严谨学风进行论述。毫无疑问，没有严谨的学风作为前提，各种史法就失去了意义。
    最后，陈援庵先生以自己的治史实践，展示他是从民族史学遗产中总结史学方法，又把这种史学方法运用于民族史学遗产和历史的研究中去，从而使自己的史学方法论得到充实、提高。来自中国民族传统的史学，又回到对民族传统史学的研究，这是援庵先生史学方法论的重要特征。援庵先生没有全面讲史学方法的专门书籍，但《通鉴胡注表微》可以说是援庵先生的具有民族特点的史学方法论的著作。
    “五四”以后中国近代史学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史考据学上。考据的范围扩大了，考经、考史、考诸子、考宗教，考小说。考史的方法多样化，如前所说，也出现一些讲历史研究方法的著作。这些历史研究法的著作在史界影响广泛，但收效甚微。齐思和评价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著作是：梁启超用自己的治史所持之器并无成绩，后人用他的方法来治史也不会有成绩。（20）究其原因，脱离中国民族史学遗产的特点来泛论研究方法，用这样的方法研究中国史，犹如隔靴搔痒，终难收到成效。牟润孙先生有一段回忆文字，很能说明问题，他说：
    中西史学如何结合，为当前一大课题，先师当年全力支持姚从吾留学德国，即希望他学会西洋史学方法与中国史学相结合，而结果并不理想，继姚而后的，虽也作了同样功夫，而最后目的始终无法统一起来。
    援庵先生由考据及西方汉学入手，也学了西洋方法，而终于回到通经以致用的中国传统史学路途上来。他早期研究宗教史、中西交通史，最后回到研究资治通鉴，讲传统政治史，讲传统史学方法，诚如向觉明（达）所批评，援庵先生成了“正果”。（21）
    我们把援庵先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通鉴胡注表微》放在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中考察，看出这部著作的价值所在，它不仅总结出一套符合中国史学自身特点的史法，而且也启示我们：开展史学方法的研究、发展史学工作，要和总结民族史学优秀的遗产紧密结合起来。
    三、《表微》书的历史感和时代感
    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史家在治史中表现出来对民族命运、历史前途的关注，这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它体现为史家的历史感和时代感，这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要十分重视的一个方面。
    陈援庵的治史和对文献整理工作的认识有着鲜明的民族意识。当时中外学者谈到包括中国文献学在内的所谓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援庵先生很愤慨，对学生说：“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22）他反对对民族的文献遗产采取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说：“中国史料这么多，使人感觉到无从整理的困难，就有人主张索性把这些史料统通烧了。但是这种焚书的办法到底不是根本的解决。”又说：“反之，我们若是自己不来整理，恐怕不久以后，烧又烧不成，而外人却越俎代庖来替我们整理了，那才是我们的大耻辱呢！”（23）所以援庵先生的文献整理工作、史学研究法的总结，本身就体现出民族自尊自信的意识。
    《通鉴胡注表微》通过对胡三省的表彰，反复阐明治史要关注现实。关注政治。援庵先生说：
    治术者致治之术，即身之之政论也。身之生平不喜滕口说，不喜上书言时事，国变以后，尤与政治绝缘。然其注《通鉴》，不能舍政治不谈，且有时陈古证今，谈言微中，颇得风人之旨，知其未尝忘情政治也。（24）
    胡三省曾引《庄子·天道篇》材料，解释“糟粕书生”一词由来，援庵又加按语，说：“此复有云者，为读书徒考古而不能验诸今者戒也。”（25）援庵先生谈到史之为“用”的含义是多方面的：有“劝戒”（26），有“振逸民之气”（27）；等等。而“陈古证今”，“不忘情政治”是史学的基本社会功能。他说的“古人通经以致用，读史亦何莫非以致用，”这里的“用”还是“陈古政今”。（28）考古验今、陈古政今，把古与今联系起来，由古察今，为今而知古，援庵先生的历史感与时代感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