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社会动乱加剧，赣南流民活动达到高峰，特别是由于顺治年间的动乱使赣南一度极为萧条，所谓“赣南自围困以来，广逆叠犯……死亡过半，赤地千里”（注：内阁汉文题本，粮饷类，南赣总兵胡有升，顺治六年七月一日。）。因而，朝廷和地方官有招民开垦的措施（注：可以肯定，清初官府多次有招抚流民来赣南开垦的举动。顺治六年，南赣总兵胡有升有题本曰：“臣方逐一招抚，将行各县，有司履亩劝农，假贷牛种，可望稍稍开垦。”（内阁汉文题本，粮饷类，南赣总兵胡有升，顺治六年五月十日）又，“赣州、南安二府所属县分……奉圣旨招徕逃亡，民人开垦耕种至陆年之后，方议征收钱粮”（内阁汉文题本，粮饷类，江西巡抚朱延庆，顺治六年七月五日）。）。这样又引起更多的流民进入赣南开发垦荒。经过清初流民迁入高潮，至清中期赣南流民活动基本停息。自明中期开始的几个世纪的流民活动，使赣南一改明初时的荒凉景象，至清中期已变得人烟稠密，户口日胜，如宁都州“国家承平百年，休养生息，四关居民数万户，丁口十万计”（注：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10《田赋志》。），州城人口多达10万。偏僻的长宁县，至光绪年间，“今户口日稠”，“无地不垦，无山不种”（注：光绪《长宁县志》卷3《风俗》。）。
    有必要指出，自明中期以来赣南山区活跃的流民运动，是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山区市场的发育同步发展互为动力的。建立在村落增多、人烟渐密和经济作物普遍种植的基础上，赣南山区市场体系渐渐发育。清代墟市数量比明代增加不少，如赣州府嘉靖年间墟市总数为206，乾隆时增至281，石城、定南、龙南、长宁、信丰、雩都、会昌等县增长尤为明显（注：参考笔者硕士论文《清代赣南市场研究》（南昌大学，1998年）第2章；亦可参考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台北中研院经济所，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1989年）中所附统计表格。笔者统计与其稍有出入。）。除雩都外，以上几个县基本都是与闽、粤两省相邻的边界县。
    墟市数量增加和市场的繁荣，是市场体系趋于完善和成熟的表现。赣南的大庾县位于明清时期著名的大庾岭商路的北端，该商道通过赣江支流章水，沟通赣江，从而与全国的市场体系发生了联系（注：关于大庾岭商路的繁荣，可参考邓振胜《古大庾岭商路的历史和现状》，载《江西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2期；胡水凤《繁华的大庾岭商道》，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赣南的瑞金-汀州、筠门岭-潮州以及散处于各县山隘的许多通道则使赣南与临近的福建、广东、湖南地区不断进行交流。明中期以后，赣南山区的开发是在外部市场的刺激下进行的，不仅山区的各种经济作物运销外部市场，而且本地生产的粮食也和全国性的更大的区域市场格局息息相关（注：我曾对赣南商道、商品流通、市场体系作过简要的探讨，参考拙文《大庾岭商路·边缘市场·内陆市场》，载《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与人口迁入、土地开发和商品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赣南社会动乱频繁的历史过程。明中期以后赣南地方政府面对的严重问题，是如何对付边界“盗区”的盗贼活动。特别是流民开发所形成的新区域，更是盗贼的天下，而与此相邻的土著常被流民攻杀。例如“上犹县崇义、上保、雁湖三里，先年多被贼杀戮，田地被其占据；大庾县义安三里，人户间被杀伤，田地贼占一半；南康至坪一里，人户皆居县城，田地被贼阻荒”（注：王守仁：《立崇义县治疏》，《王阳明全集》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50页。）；“谢碧，（龙南）高砂堡人……（嘉靖）二十七年，岑贼李鉴入寇。碧集乡兵御之……斩获众多，大获功赏。鉴怀仇，招纳亡叛……碧与战，被杀。族属死者三百余人，妻罗氏被掳死节”（注：道光《定南厅志》卷5《人物》。）。类似记载，充斥方志。由于盗贼问题严重，自弘治年间起，明王朝专门设立南赣巡抚来对付四省边界的盗贼问题（注：关于南赣巡抚与四省边界的社会秩序变动，参考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的演化》，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一一八，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2年；饶伟新《明代赣南的社会动乱与闽粤移民的族群背景》，《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流民持续的进入，使清初赣南出现了“土著少而流寓多”的情况。康熙二十三年《续修赣州府志》卷1《疆界》这样描述赣州府：“且赣五方杂处，土著凋零，吴楚闽粤之民及远方贸易走险者聚集斯地。”瑞金亦是“土著”少于“流寓”，“兼之界连闽、粤，土著十之二三，流寓十之六七，主弱佃强。”（注：同治《瑞金县志》卷16，转引自《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1979年，第81页。）石城县则是“邑生齿不繁，率抚、吉、闽建之民，辐辏踯躅，主常不胜客。”（注：熊懋官：《尹邑侯去思碑》，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31之3《艺文》。）康熙十五年任兴国知县黄惟桂说：“兴邑地处山陬，民多固陋，兼有闽广流氓侨居境内，客家异籍，礼义罔闻。”（注：张尚瑗：《请禁时弊详文》，康熙《潋水志林》卷13《志政·国朝申文》。文中有“客家”一词，这是笔者发现的在赣南地方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客家”称呼。）流民的大量进入，表明流民势力渐强，成为足以和土著抗衡的重要力量。赣南亦因此而在清初出现了土著与流民之间的族群冲突，流民与土著成为清初赣南社会的两大重要力量（注：关于明清赣南族群关系，参考拙文《国家认同与土客冲突：明清赣南族群关系》，载《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与此相应，赣南的主佃关系也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
    二、主佃关系演变与租佃斗争
    早在成化年间，赣南当地大户就有招佃仆耕种的做法：“南、赣二府地方，地广山深，居民颇少。有等豪富、大户不守本分，吞并小民田地，四散置为庄所。邻境小民畏差徭，携家逃来，投为佃户，或收充家人。种伊田土，则不论荒熟，一概逼取租谷；借伊钱债，则不论有无，一概累算利息。少弗其意，或横加摧楚……访得南、赣二府地方大户并各屯旗军，多有招集处处人民佃田耕种，往往相聚为盗，劫掠民财。”（注：《皇明条法事类纂》下卷，“禁约江西大户逼迫故纵佃仆为盗其窝盗三名以上充军例”，转引自王毓铨《〈皇明条法事类纂〉读后），《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18页。）可见，明初赣南“地旷人稀”，人少地多，劳动力缺少，所以“豪富、大户”才招收佃户，“四散置为庄所”，佃耕土地。前已申论，明代窝藏流民是“非法”行为，这些被赣南当地大户收留的流民显然没有被官府登记，而是成为大户的家丁和佃户，受当地大户的控制和盘剥，甚至成为大户为盗的基本力量。这种当地大户利用逃移佃户勾结为盗情况相当普遍，《明实录》称：“江西盗之起由赋役不均。官司坐派税粮等项，往往徇情畏势，阴佑巨害，贻害小民，以致穷困无聊，相率为盗。而豪家大姓假以佃客等项名色窝藏容隐，及至事发，曲为打点脱免，互相仿效，恬不为怪。”（注：《明实录》卷191，弘治十五年九月癸巳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海瑞在《兴国八议》中认为赣中流民“佃田南赣者十之一，游食他省者十之九”（注：海瑞：《兴国八议》，《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203页。），可见，明万历年间赣中一带流民进入赣南佃耕土地已较普遍。除赣中一带的流民外，还有不少闽粤流民成为赣南的佃户。明末清初宁都土著魏礼在《与李邑侯书》中回忆说：“宁都属乡六，上三乡皆土著，故永无变动。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大都建宁宁化之人十七八，上杭、连城居其二、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产。”（注：魏礼：《与李邑侯书》，《魏季子文集》卷8，《宁都三魏文集》，道光二十五年本。以下凡引魏礼此文不再出注。）
    因此，从明中期开始，就有不少进入赣南的流民成为赣南的佃户，他们佃耕土地，受当地大户控制，且有可能被大户利用为盗。土著则凭藉其对土地山林等资源控制的优势地位，依靠外来佃户的力量耕种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