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以来，赣南虽掀起开发山区的热潮，但与喧闹的山区开发景象相反的是，部分地区由于人户逃离而导致相对荒凉。海瑞描述以兴国为代表的赣南情况时说：“兴国山地全无耕垦，姑置勿计。其间地可田而未垦，及先年为田近日荒废，里里有之。兼山地耕植尚可万人，岁如所资七八万人，绰绰余裕也。访之南、赣二府，大概类兴国。”（注：海瑞：《兴国八议》，《海瑞集》，第203页。）相对开阔的可资耕垦的土地，不仅招来许多佃耕的流民，而且使田主即便收取较低的田租，也可维持不错的生计。魏礼在《与李邑侯书》中解释明代的宁都田主可以很低的田租出租土地的原因时说：“盖自明嘉、隆、万、泰时，家给人足。素封者既费重金，稍有赢余足矣。”明末清初一些地方遭受兵乱，土地荒废，此时招募佃人耕种，地主往往亦会不计较田租。明末清初时另一位宁都土著描述当时情形道：“至明末国初二三十年，抄抢荼毒，迄无宁日，土田抛荒，由来旧矣。康熙丁巳，韩逆驻境，大兵相持者六月，死亡逃窜，户籍一空，所有出塅田亩，召佃耕作，尚须帮以牛租禾种，此时岂有顶退哉？山庄之田荒久无耕，渐渐召人开垦，不拘阔狭，随意交租，以为输纳之助。”（注：《璜溪中坝重订世传·条覆乡例佃弊》（不分卷），乾隆四十六年本，宁都县博物馆馆藏。）
    由于明代土著始终保持着对土地和科举考试等方面的优势地位，明中后期，赣南的主佃关系基本上仍可以说是主从佃附，田主的优势地位也使主佃关系基本维持了比较和平的局面。随着明末清初社会动乱的加剧和流民的大量涌入，原来比较稳定的主佃关系开始了根本的逆转，其具体表现乃是以宁都、石城、瑞金、兴国、雩都等地为中心的租佃斗争此起彼伏，难以平息。
    早在明末清初，所谓“闽、广之人”就已在赣南进行抗租斗争。道光《石城县志》卷7《武事》载：“顺治二年乙酉九月，石马下吴万乾倡永佃，起田兵。本邑旧例，每租一石收耗折一斗，名为桶面。万乾借除桶面名，纠集佃户，号田兵。凡佃为之愚弄响应。初辖除桶面，后正租止纳七八，强悍霸佃，稍有忤其议者。径掳人城中。邑大户土著为多，万乾恐不能胜，又要联客纲头目郑长春、李诚吾、连远候，结党惑众，名纲义约。王振初名集贤会，纠宁都、瑞金、宁化等处客户，一岁围城六次，城外及上水乡村毁几烬，巡检署俱毁。”瑞金县也受石城影响，掀起“田兵”运动：“顺治三年春，瑞金贼何志源、沈士昌纠众作乱，号田兵。”（注：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14《武事》。）康熙十三年的“甲寅之乱”，“田贼”又乘机而起，导致赣南一度荒凉。以宁都为例，乾隆《宁都县志》卷7《兵寇》记载：“国朝顺治五年三月戊子，温应宣招集客纲入寇攻城……康熙十三年甲寅，曾若千通叛逆，自署总兵领众数千攻宁城……宁人散居山砦，城内萧条……闽广客民流寓宁邑赁耕，聚党竟至猖獗。康熙戊辰间，李矮、李满、王焕英等恃众抗租，田主莫敢谁何，遂据砦行劫。贡生彭荣仁、邓珣，武举曾先定相继鸣官，邑令李聘袒护。”
    上引文中提及的康熙戊辰年（1688）发生的抗租斗争过程中，知县袒护佃户，宁都土著名流魏礼写信给知县申论田贼作乱之危害，这封信即常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引用的《与李邑侯书》。在这封信中，魏礼提出“田贼”问题的严重性：“今宁都大害，首在田贼。治之无难也。进闻明廷婉转回护，并预杜夫入告之门。呜呼！田贼则幸厚矣，阳都百姓独非明廷赤子耶？夫田贼火人之居，淫人妻女，妄斩刈人。”信中的“田贼”就是抗租的佃农，魏礼认为，“田贼”乃“阳都大害”，在宁都境内无恶不作，对土著构成极大威胁。
    清初赣南“田兵”起事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田兵主要由闽粤籍流民组成，且根据地缘和业缘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例如“客纲”、“集贤会”等，形成当时社会的一大力量。正因为其力量难以忽视，石城的吴万乾才“要联客纲头目郑长春、李诚吾、连远候，结党惑众，名纲义约”（注：兴国的“闽、广流寓”发展成建有自己的会馆，“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九月，衣锦乡顽佃李鼎三，煽惑闽、广流寓，创田骨田皮许退不许批之说，统众数千，赴县门挟长官，要求勒石为例。群奸一时得志，创为会馆，远近传关”。参见同治《兴国县志》卷46《杂记》，转引自《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1979年）第82页。关于闽广佃户的组织，亦可参见傅衣凌前引文。）。即使佃户没有形成客纲这样的组织，也容易因倡乱者鼓动而形成与“田主”对立的集团，例如石城吴万乾“借除桶面名，纠集佃户”，“凡佃为之愚弄响应”。事实上，田主最担心的就是佃户结党起来反抗田主，“夫二十五都之忧，不在抗租而在结党，何则？抗欠之害不过一人一家，犹有控宪台治清楚……又其甚者，立关会以神其聚散，设条禁以抗其田主。而按户派掠，借名公费实则为取利肥家之计，而地方田主遂大受辖制矣”（注：《璜溪中坝重订世传·条覆乡例佃弊》。）。森正夫认为，江西三县（即宁都、瑞金、石城）的移住民（即流民）大部分是佃户，亦有一部分非农民，他们具有较广泛的知识，组成“客纲”这样的民间组织。“客纲”和“寇”“贼”集团有密切联系，在土著社会秩序（即由政府支持的，由乡绅士大夫统率的秩序）外存在（注：森正夫前引文第（三）部分。）。但是，由于明清鼎革之时，国家政权存在一定的真空，因而流民有可能与官府勾结在一起，打击土著。例如，瑞金县“田兵”知县“刘翼利其赂而主之”，“总兵周之蕃”“悉徇田贼所欲，竖碑县门，勒以为例”，乃是瑞金流民一度争取到官府支持的表现（注：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14《武事》。）；魏礼之所以写信给“李邑侯”，也正是因为宁都知县支持了“田贼”的要求。因此，与其说流民集团是在官府和士大夫控制的秩序外存在，毋宁说流民与土著共处于同一地域社会，流民已形成对土著地位构成挑战的社会集团。
    其二，田兵的发起者都以“均佃”、“除桶面”等变革租佃关系的口号来号召佃农。如“瑞金贼”何志源等人倡乱，何志源自己不是佃户，而是“皂隶”，同时起事的还有“应捕张胜，库吏徐矶，广东亡命徐自成、潘宗赐，本境惯盗范文贞等”，他们的口号是“旗帜号色皆书‘八乡均佃’，均之云者，欲三分田主之田，而以一分为佃人耕田之本。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一时之间响应者众，“故悍者倡先，懦者陪后，皆蚁聚入城，逼县官印‘均田贴’，以数万计”（注：杨兆年：《上督府田贼始末》，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31《艺文》。）。道光《宁都直隶州志》认为，田兵起源于与赣南临近的福建汀州黄通的“较桶之说”：“按田兵之起，始于汀州，留猪坑民黄通，与石城温姓相仇杀，通思大集羽翼，乃创为较桶之说。盖汀州乡俗，以二十升为一桶，名曰租桶。及粜则以十六升为一桶，曰衙桶。通倡论，凡纳租悉以十六升之桶为率，一切移耕、冬牲、豆粿、送仓诸例皆罢。移耕，即阳都所谓批赁。冬牲、豆粿，即阳都所谓送年鸡鸭及送年糯糍等名目。诸佃闻通言欢甚，归通恐后。通遂率数千人攻劫城邑，号田兵。”（注：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14《武事》。）变革租佃关系能被利用作口号，得到大规模的响应，反映了当时租佃关系的紧张局面。
    魏礼的《与李邑侯书》解释了受到佃户们强烈抗议的各种租佃名目。他说：“所谓桶子也，即正租也。官斛收租，天下达例，下乡皆用小斛，田主因其俗便，不为更张，计应补正斛若干，谓之桶子，非从正租外别有桶子也。所谓白水者，即批田也。佃户初至，或不能即办批田银，田主许之宽假，计银若干，岁入息三分，统俟冬收交纳，是谓白水。及既入批田银，则无白水矣。此乃田主宽通佃户之盛心，而反以为罪目乎？所谓行路者，盖田主未必皆至田所，委次丁收获，凡出入车晒，率是仆之任。或佃有顽欠，催取频加，屑屑道路，佃户量与酬劳，原未尝有多寡定额也。”魏礼解释的主要有“桶子”、“白水”、“行路”三种名目。“桶子”，是指宁都下乡的桶比官桶小，地主收租时要求佃户多交，和上引道光《宁都直隶州志》说汀州田主用大桶收租同理（注：瑞金亦然，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14《武事》引《瑞金县志》：“瑞所用官桶，较官桶差小（瑞桶，每桶三斗六升，三桶为一石，合之得十斗八升，较之官桶虽多八升，但乡斗止八升三合，计每石实少一斗七升，加以所余八升作六升六合，实应补官桶一斗零四升），应补正桶若干，谓之桶子。”）；“行路”则是田主要求佃户负担的收租脚里费用；“白水”则和“批礼银”有关，具有一定的高利贷性质。时人解释批礼银时说：“田山批赁。田主按赁收租，佃户照批掌耕，彼此借以为凭，原不可废。但批赁时，田主必索佃户批礼银，并创十年一批之说。”（注：乾隆《江西宁都仁义横塘塍茶亭内碑记》，《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1920年）第1册，第423-425页。转引自《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第83页。）可见“批赁”一开始只是田主准许佃户耕种的手续，后来田主才加上手续费“批礼银”。宁都的租佃名目繁多，还有“移耕、冬牲、豆裸、送仓诸例”。“移耕”即魏礼所讲批田银，至于“冬牲、豆粿、送仓谙例”，“送仓”大约等同于“行路”，即要求佃户送租，如不送，则多交租，“冬牲、豆粿”则“佃户于出新时，或于年节致送一二，田主亦有仪物回答者”，“系主佃交际之常”。
    如此繁多的租佃名目，显然都是田主附加上去的，佃户想革去似也合情合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附加项目，而田主魏礼又认为合情合理，不可革去？这个问题必须从明以来赣南地区的开发和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社会变动等方面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