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到民族国家：边疆概念的意义流变
    从地理意义上说，“边疆”即“边缘的地域”。然而，“边疆”所指却并非仅是地貌风物，而是兼具两层含义：一是地方与国家政治中心的地理关系，唯远离中心之所，才是边疆；另是和所谓的“边民”--即生活于边疆之人有关。实际上，凡能被称为“边疆”的所在，一般而言，多是因为生息于斯的“边民”有着与主流社会不同的文化。因此，我们在言说“边疆”的时候，通常的指向并非地理，而是文化。如珠江三角洲远离北京，临大洋而面海外，在帝国时代曾一直被视为“边疆”，但今天由于现代化的发展，在文化意义上已经成为国家的“中心地带”之一；反之，甘肃、青海、贵州等地，虽无一寸边境线，却常被视为“边疆”地区，即使兰州市的地理位置本是坐落在中国领土的地理中心线上。
    显然，在文化意义上，边疆是一种隐喻，没有文化的分界，就无所谓边疆的存在。而这种分界的背后，其实质是国家内部的文化分类及其等级秩序。
    无论是基于地域还是基于族群，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结构性差异，对于区分边疆与内地具有根本性意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直到20世纪初，作为清季“龙兴之地”的满族东北老家仍被视为边疆。然而，正如拉铁摩尔所指出的那样①，随着沙俄为控制远东而在中国领土上修建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中国东省铁路”的简称），东北逐渐摆脱“边疆”的形象，尽管那里最早的现代化开发主要是由俄日殖民主义力量完成的--当经济发展改变了东北地区的社会面貌，东北就不再是“边疆”了。同样的道理，在苏联的民族理论中，之所以有“民族”、“部族”与“部落”之分②，即是为了区分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族裔社会群体，其理论逻辑仍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展开的，只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族裔群体才能成为“民族”。
    显而易见，“边疆”概念的文化内涵，是在与一个作为文化标准的“中心”的对照关系之中生成的，因而一个富裕、发达、文明、现代的“中心”与一个贫穷、落后、野蛮、传统的“边疆”就成为一种共生的、相辅相成的文化关系。失去“边疆”这个他者，“中心”也将失去意义。
    然而，“边疆”只可能是国家的边疆，而非生活于边疆之人的“边疆”。
    我们先且不论这个“中心”可能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确定的。仅就这个“边疆”与“中心”的二元区分本身而言，它实际上隐喻了一种文化上的等级秩序。恰如斯宾格勒所解释的那样，各种社会势力凭借权力、金钱与才智，“各自为了自己力求使国家理想服从自己的等级思想，或更通常地服从自己的等级利益”。③换句话说，对于边疆与中心的文化等级区分，其根基来源于国家政治。
    但国家政治的文化逻辑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一直强调边疆的存在。在儒家学说的解释中，“天下”尽管文化多样，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体而非多元的。故而天子所在的皇城即为“天下”唯一的中心，此亦为“中国”之谓的圭臬。而代表天子统辖各地的总督、巡抚不过是天子爪牙的延伸，至于国力所限、爪牙延伸不至的地方，即为“边疆”。传统上按方位区分的边疆并不包含地域的外围边界，因为“天下”本来就是只有中心而没有边界的全部世界。但“天下”却有一个内部的边界，这个边界就是儒家文明与非儒家文明的分界线，或者说“礼仪之邦”与“蛮夷之地”的分野。在前者看来，后者始终等待着被前者前去“教化”，这是儒家文化中包含着的一种近乎宗教的使命感，也是所有自诩为普世价值的文明必然产生的优越感和责任意识。
    因为有确定的文明中心，也因为拥有浩瀚强大的帝国，中华文明在与近代欧洲殖民主义力量碰撞之前，始终以“大一统”为政治伦理，坚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④这是一种气象万千的帝国政治规范，以“有教无类”的文化观念包容无限可能的多样性，也以“华夷之辨”的分类方法在内部区分自我与他者。在儒家世界观之中，地域并不具备终极价值，那只是附属于四方之人的生活空间--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是也。一旦四方的蛮夷都被教化成孔孟之徒，“大同”的理想社会就会成为现实。这是一个在想象中没有止境的文化工程，因为儒家文明的“边界”，在理论上就是“天圆地方”的穹庐终线，在那条“自然”造成的天地分界线之外，已经没有人类立足的空间了。
    当然，儒家文化的这个天堂般的愿景，从来没有彻底实现过。作为一种在经济结构上植根于农业生产方式的文明，也或许因为儒家文明缺少了理性与逻辑的文化基因，“天下观”虽刻画了中国人深藏于心的政治与道德伦理，却并非一种科学学说。在近代殖民主义裹挟着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强大压力之下，儒教传统帝国的神性在19世纪中期之后渐行瓦解。“天下无疆”的想象，终于被“地球是圆的”这样的科学知识所颠覆，国家的地理边界也随之逐渐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