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边疆与民族政策关键的文化意义是解放和进步。
    “解放”的意义不仅来自国家对少数民族身份与政治地位的普遍承认（这意味着将少数民族从某种文化意义上的“贱民”身份解放出来），更来自打破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结构的历史合理性。在传统社会权威结构之下，少数民族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和等级制度被定义为阶级矛盾，国家支持底层民众开展阶级斗争，求得自身的解放（13）；而“进步”的意义来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描述--这颠覆了所有传统政治权威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正是在“解放”与“进步”价值理念的感召之下，少数民族社区被迅速动员起来，主动参与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政治议程之中。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政府实施了民族识别，由国家主导“民族”符号的制度化分配，并基此建立起一整套民族政策体系，如民族区域自治和各个领域的民族优惠政策。基于由民族政策提供的制度框架，少数民族从底层培养自己的政治精英（民族干部），接受国家专门提供的受教育机会（民族院校），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民族区域自治），对于少数民族社会来说，不仅这些制度安排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而且，这同时意味着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和汉族的平等，边疆也不再是边缘社会，而是在文化上与主流同构，“边疆”概念的传统意义因此被颠覆。
    一个文化上的细节，可以直观地表明这一点：今日所谓的“红歌”，大多来自边疆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旋律。
    后革命时代：边疆概念的文化重构
    从1970年代末开始，中国人--无论是什么族群，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的社会生活开始脱离狂风暴雨般的革命岁月的节奏，回归到一种常态。
    在城市，单位制发生松动，特别是企业的国家化政治功能弱化，甚至消失。在农村，公社制的取消，意味着生产方式向以家庭为单位回归。在大多数地区，这是农村改革迅速成功的制度密码。但同时，这些变化带来的社会后果，是国家对社会的动员、控制与支配能力减弱了，国家从社会生活的很多具体领域退场，如基层民众所面对的初级市场和民间的文化生活。当经济活动中的国家化集体主义机制不复存在，草根社会原有社会网络的重要性就再次显露出来，无论是基于血缘或地缘的社会关系网络，还是宗教、族群的文化网络，生活空间中的社会集群不再由国家主导，其规则也并非完全由国家政治所规范--在国家和个体之间，社会开始变得像是一个“夹层”。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基于传统文化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力量，主要表现为宗族、族群和宗教势力在农村社会的复兴，其向城市的渗透尚未大规模发生，但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渐渐扩大，它终将影响到城市。
    革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社会生活不再单纯围绕着国家政治而展开，人民恢复了平静、凡俗的生活，在很多地方，这种生活也随着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而变得比以前舒适。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在缺少宏大目标的生活世界里，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和价值空虚渐渐泛滥，传统的道德与信仰对人们重新产生吸引力。国家政治的宏大话语，不再像以前一样能够激动人心，而是离草根社会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在边疆地区，人们不再关心“解放”与“进步”，家庭的、本地的、族群的认同才是更为实际而重要的身份归属。人们开始重新纠结于“民族”、“少数民族”、“边疆”这些本已内涵固化的概念，关于这些概念曾经构建起来的社会共识，在潜移默化之中渐渐销蚀。
    更为直接的刺激是，以2008年拉萨“3·14”事件与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为代表，随着暴力冲突出现在边疆城市的街头，关于“边疆危机”的叙事进入当代的政治话语。这种话语将“边疆危机”与“民族问题”在物理空间上的吻合，解释为某种必然的联系。而在一种普遍的社会认知中，这种联系之所以产生的物质性基础，是边疆与内地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异。
    相对而言，关于“富裕的东部”与“贫困的西部”的社会认知影像并非新物，自近代起，国家内部的区域性差异始终存在。然而，正是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社会观念的支撑之下，这种差异的文化重要性才得以彰显。当社会的价值体系与成就评价几乎单纯地围绕着物质性指标展开的时候，边疆的形象“恰如其分”地成为“弱者”和“需要被开发者”，而从前尽管贫困，却在精神上与内地平等的文化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强势的资本和市场面前，边疆社会的文化处境尴尬。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被曼纽尔·卡斯特称之为“抵抗性认同”的身份归属，开始在边疆社会建构出各种主观性的社会边界，“由那些其地位和环境被支配性逻辑所贬低或诬蔑的行动者所拥有”（14）。例如，在市场化的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族群，通过强化对本族群社会与文化地位的负面自我认知，表达对他群体的不满，从而酝酿出族群冲突的可能性。
    显然，将文化差异简单视为经济与社会结构性差异的表征，很容易生产出一种社会偏见，即保有不同文化特点的族群在文化等级上有优劣高低之分。在这种东方主义式的族群想象中，主流社会构建一个边疆他者的意义，是为了证实自身的存在感和文化优越意识。而对于边疆社会而言，与之相对应，既有回应这种想象的各种形式的文化抵抗，也存在某种“自我东方学化”的取向，即在与外部环境密切互动的语境中，按照外部的想象形塑自身。殊途同归的是，这些因素都会促使边疆社会不断放大、突出自身的族群意识，使之成为一种证实自身存在、提升文化自尊以及配合地方社会变迁的行动策略。
    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尽管边疆与内地的文化界限并不等同于社会学意义上的阶层差异，然而，不能忽视的是，与社会结构性差异相比，对这种差异的文化解释可能比差异本身更具有社会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国家内部存在区域性差异，那么“文化”被建构成为一种绝对的人群边界的危险性就始终存在。
    然而，这种看法可能低估了在“边疆危机”与“民族问题”背后更为宏观的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影响，这种背景并非“边疆”与“少数民族”所独有，而是整个国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遭遇到的一种系统性挑战，无论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社会一极的崛起，还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地方一极的崛起，抑或是意识形态变化、环境污染、人口增长与就业压力等。在这些复杂且彼此关联的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族群性的或地方性的边疆自我意识，可能生产出某种与民族国家建设构成对立的文化结构。同时，这种族群意识所产生的环境与语境也决定了其所针对的“他者”，不可能仅仅是某一个方面，而是同时混杂了国家、传媒、市场等不同要素，并将这些要素统统归因为“民族”，从而生产出“民族问题”。
    进一步观察，正是基于这种“边疆危机”与“民族问题”同构的叙事，国家与社会对“边疆”概念开始做出不同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