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自上而下的叙事中，“边疆”概念的核心，是国家建构整体性所需的内部他者，在多样性的边疆的衬托之下，代表现代性的国家主流文化影像才清晰起来，而国家的制度安排，则要体现主流对于边缘社会的关怀，多数对于少数的支援；但在族群自下而上叙述中，国家的文化气质是由主流群体赋予的，因此，主流的关怀与多数的支援，可能在不经意间代表了某种不平等的观念，甚至是以主位替代客位的强制与专制。因此，围绕着边疆展开的这两种叙述，构成一种现实的张力，使国家与社会共享了一种焦虑：前者难以理解为何善意总被曲解，后者则抱怨诉求为何常被忽视。
    从话语的深层逻辑上剖析，在当下国家、边疆与族群的“冲突”叙事中，一端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发展主义话语，围绕着公民、现代性和市场展开；另一端是族群建构的民族主义话语，围绕着文化特殊性、资源分配与身份认同展开，在这种复线并置的社会话语与意义生产机制中，显然并不仅仅包含对当下社会事实的陈述，还包括取向多样的价值判断，并在话语的冲突中展现出“压制”的非正义性与“反抗压制”（无论是已经发生的还是可能发生的）的正当性。这种潜在的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具有高度的社会风险，因为它以一种道德对立的形式呈现出民族国家建设工程在边疆所遭遇到的深刻的文化困境。
    由此出发，不难发现，近三十年来对于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直被一种隐性的社会焦虑、道德争辩与“忠诚度测试”所捆绑。这场争论中各种声音与意见不尽相同，但很少有人将当下中国的“民族问题”视为现代性的普遍困境、民族国家建设工程实践的有缺憾的社会后果，以及一种可供跨文化讨论的经验和资源。此刻，几乎所有人都注目于一些凌乱的、碎片化的、引人注目的话题和影像，却始终无法将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及其历史背景与现实结构纳入到一个整体论的分析框架之中，使得作为行动者的各方彼此间进行理性而具有实质意义的对话。在可能被放大与夸张的“风险”意识之下，这种对话的可能性要么被排除，要么被掩盖，尽管许多看似极端对立的争论，实际上只是一张纸的正反两面而已。
    事实上，中国的边疆与民族问题正如其疆域范围内差异巨大的自然条件一样，并不必然呈现出统一的面貌，也不一定都可以归因于统一的诱因。当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实践日渐渗入日常生活时，对于边疆与民族问题的真正挑战，是怎样论证多样性的“公平”，怎样从理论到实践贯彻一种旨在培养社会凝聚力与文化尊重的干预，以及怎样在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框架内合理置放文化多样性。当然，这些问题也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甚至并不仅仅存在于“当代”。历史总是以不同的面目循环出现（如汤因比等人之论（15）），当下人类所面临的困境正在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而针对这种危机，人类既有的文化和实践当中都不存在可以直接对应的全面解决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边疆与民族问题不仅仅带有中国特色，更是一个人类历史发展到今日所共同面对的一个政治、社会与文化问题。
    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哲学视野里，文化被定义为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既是个体、也是群体的权利，不仅具有正当性、需要获得保障，而且，文化差异被认为是人类智慧与经验的丰富性的象征，是美好而珍贵的。然而，当多元文化主义为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追求提供了价值坐标和精神指引的时候，对其批判的声音却从国家主义的立场上传来。近年来，诸多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公开表达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在本国的失败。显然，从国家主义立场出发，任何国家都必须建立在某种公民共享的文化一致性的基础之上，构建内部统一的文化秩序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而对多样性的过度强调，则可能意味着社会分裂与族群冲突的可能性。
    结论
    如前所述，所谓“边疆”，在地域含义之外，更多指向人与文化。而人群与地域的关系，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创造。在现代社会，民族主义，特别是分裂主义的实质，争夺的并非土地，而是争夺在特定地域上建构国家的权力。而这种特定的地域，通常指向主权国家的边疆，其基础是生活在那里的人群，在文化上与国家主流群体有差异性。当然，这种差异，作为一种指涉当下的文化构建，既可能包括传统的延续，也可能是“传统的发明”（16）。于是，“边疆”概念的隐喻，隐含着关于国家政治的文化理解与想象。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疆”并非阶级斗争的前线，而是“冰山上的来客”与“草原英雄小姐妹”们居住的家园。在意识形态高度僵化的时期，人们反倒可以在“边疆”的文化影像中发现主流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所稀缺的浪漫主义和英雄想象，“边疆”因而成为人们观念中的风光旖旎、载歌载舞的美好世界。这是新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跨越文化障碍，并在文化上消除内部“他者”的文化建设成就。
    自1980年代中期之后，在社会冲突阴影浮现的背景之下，就主流社会而言，“边疆”的文化影像渐渐脱离“兄弟姐妹”式的亲密与友好，重归某种遥远、神秘而疏离的陌生感。人们重新开始假定“边疆”是一片需要保卫、封闭、防范、控制的地域，甚至是遍布各种前现代文化遗存活化石的“异域空间”。
    无论是指涉人还是指涉地域，从同质化的“兄弟姐妹”演变为异质化的“异域空间”，“边疆”概念的重构或许才构成真正的“边疆危机”。当国家倾向于强调文化的“一体”，而社会倾向于追求文化的“多元”时，“边疆”就成为二者之间张力呈现的文化空间。随之而产生的“边疆危机”的政治主题，基本可以简化为在政治层面发生的，国家主权与族群性的、地方性的权利诉求之间的博弈。
    从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出发，国家的政策体系，其核心是为民族-国家建设服务，目标在于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社会凝聚力。然而，国家主权并非冰冷的政治学概念，其核心指向仍然是人，因为只有国家的公民承认并顺从国家的政治统治，这种统治才有合法性，主权也因而巩固。因此，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并非意味着仅仅从国家“自上而下”的角度看待和解释问题，而是要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观察政策定位及其客观的社会与文化后果。尽管民族国家建设是一个由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工程，但同时需要草根社会对这个工程“自下而上”的配合与支持，否则就会有失败的风险，因而是一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结构与过程，而文化即使不是这种互动发生的最关键的场域，也是关键场域之一。
    由是可见，处理边疆问题的核心，不仅是要维护国家主权，也是要构建社会的文化秩序。这种文化秩序构建的原则，一方面能够促进基于公民身份的一体化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能够包容多样性的族群认同，或可借费孝通之论，称之为“多元一体”。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多族群国家来说，如何能够更好地兼容多元与一体，更好地协调边疆与中心，都是一个战略性挑战。就西方国家的经验而言，从殖民主义时期的种族歧视、到后来的同化主义，从1970年代以后的多元文化主义再到近年来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与批评，其政治哲学与制度实践一直在发生转变和调整，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没有经济结构和文化意义上的“边疆”，而只有国家之间的政治边界线。显然，国家内部更为均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共享价值观的传播，都是在文化上消除“边疆”的重要基础。
    就中国而言，情况要复杂得多，区域发展的不均衡、转型期的社会焦虑与国际地缘政治竞争。是今天我们思考边疆与民族问题的现实背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不同社会群体在文化特点与偏好上的差异，未必必然影响到一体化的社会生活。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护，经济基础是分工造成的社会职业群体间的互相需求，制度结构则是补偿性法律体系及其执行系统，而感召、凝聚人心的力量则来自包含道德、伦理在内的文化秩序。这种秩序植根于一些最基本的人文价值，如科学求真、政治求善、艺术求美的原则，其适用性并不区分中心、边疆与族群。
    总而言之，理解“边疆”概念，不仅需要理解其指涉国家政治的现实主义逻辑，也要理解这一叙事本身的文化指向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