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以下简称《商榷》）是十八世纪中国史坛上出现的一部巨著。王鸣盛号西庄，清江苏嘉定人，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商榷》是他历时二十多年写成的力作，为其一生治史的结晶。《商榷》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齐名，但长期以来，对三家之书的研究，以赵书为最盛，钱书次之，而对王书的专题探研，最为寥寥。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
    本文不是对王氏史学的全面评价，只是试图对《商榷》的内容结构和著述体制作一个整体的分析，并由此对王氏史学的若干重要特色，提出一些看法。不当之处，尚祈指教。
    （一）
    《商榷》全书一百卷，约六十万言，由二千条左右少则十来字、多则数千言笔记式的条文组成。这种著录方式表面看似松散，有较多的自由和随意性，实则有其一定的写作体例和内在结构。关于《商榷》的内容，因其庞杂，后人曾有过一些不同的概括，如梁启超云：“亦间校释文字，然所重在典章故实”①”；金毓黼云：或“谓《商榷》一书全在典章故实是也，然细考其书，典章故实固居其太半，然亦论及版本义例，不拘一体②。”由于这些概括大都属于名著评价或提要的性质，故语焉不详，对其写作体例和内容结构上的特点，亦未细作分析。
    今通览全书，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其内容结构规模的异常庞大。全书条文所涉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或校释文字；或论及版本义例；或考订史书内容；或考证典制事迹；或评论史事人物。凡此，又以贯串全史的规模见之：全书研讨正史自《史记》讫《五代史》凡十九部，写作的顺序按正史编纂的目录逐篇逐句往下推移，于零散中亦显出条贯。这种内容结构上的规模，无疑显示出其不同凡响的巨著特色。
    然而，这仍是仅就外观而言。为了深入一层说明《商榷》内容结构上的特点，须就全书的内容，先提出两点看法。
    一、《商榷》表明王鸣盛是史学史上以个人之力全面校勘十七史的第一个学者
    关于这一点，多不被人所注意。王氏自序《商榷》开头便称：“十七史者，上起《史记》，下讫《五代史》……海虞毛氏汲古阁所刻行世已久，而从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云：“二纪以来，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读亦随校随读，购借善本，再三雠校。”王氏这里似言对十七史是予以“全校之一周，”以一人之力从事于此，工程可谓甚巨，用力可谓极勤，为前此所未曾有人成功地实行过。今证之全书，初步统一，所著录的校勘条例，当不下一千条。以一部并非专讲校勘的书，收有如此大量的校例，亦属罕见。故梁氏所云“亦间校释文字”，恐未细察。
    实际情况，王氏自道《商榷》成书的经过是：先是“凡有所考，皆在简眉牍尾，字如黑蚁”；后因“久之皆满，无可复容，乃誊于别帙，写成净本”；最后又“指瑕索瘢，重加点窜，至屡易稿始定。”③经过这样一个整理和誊录的过程，大量的校勘成果实际上被省略了而未收入书中。《商榷》中有很多这种说明，如：
    “毛版脱误者不悉出，聊偶著之”；
    “凡脱误显然者不悉出，疑似者著之”；
    “凡衍误脱不可胜摘，聊偶见之”；
    “凡脱误一二字者不悉出，多者见之”，④……
    这说明，《商榷》中的校勘记录具有举例的性质。但尽管如此，保留下来的校例还是相当多的，其校勘十七史的全貌仍宛然可见。
    二、“商榷史篇”、“评史家得失”是《商榷》写作的主要目的和中心环节
    《商榷》的写作，始于乾隆二十八年王氏解官归田之后。但写作的缘起则甚早。王氏早年因写作《尚书后案》，须遍引经史子集群籍，所读正史已经不少，王氏《西庄始存稿》所收中年归田以前读史文稿，可注意的是史评和考据文章并重。这些文稿后来都收入《商榷》，这多少可以见出王氏史学考评兼及特色的形成。尤可注意的是，王氏在《商榷》写成之后，自道其书之所由作，颇受刘知几《史通》的启发和影响。王氏云：
    “《史通》……评史家得失，有精确者，有苛碎差谬者，前人论之已详。知几自序云：‘余历事二主，从官两京，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商榷史篇，遂盈筐箧’。余体例与知几异，而商榷之义亦窃取之。……知几虽有踳驳，要为有意务实者，故予窃比之”。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