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三大层次和贯串全史为特色的内容结构，体现了《商榷》著述体制的一定的独创性。这种著述体制的出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值得考察的一种现象。
    《商榷》就其作为一部笔记式的学术性著作，其渊源自可以追溯到洪迈的《容斋随笔》、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顾炎武的《日知录》等；《商榷》中引用这些著作的次数也最为频繁。但就内容的系统性、专门性来说，《商榷》却更为突出，它发展为一种全面治史的专著体制。从史学史上看，唐宋以降，产生了历史编纂学文献如《史通》等；产生了史料学批评包括校勘学在内的著作如《两汉书刊误》、《新唐书纠谬》等；也产生了史事评论的专著如《唐鉴》、《唐史论断》等。这些著作大致代表了中国封建史学批评的一些主要类型，而《商榷》则多少表现出了欲包罗这几方面内容于一书的尝试。这种欲集大成的著述体制的出现，集中体现了当时史籍整理条件的成熟，也反映了清代史学的某些特征和动向。
    清代古籍整理事业鼎盛，就正史的治理来说，多集中于单史单编。但事实表明，力求治理全史的，也并不乏人。早于王鸣盛，如杭世骏就校读过全史，他自言“年二十有五始有志乎史学，家贫无全史，且购且读，一日率尽一卷，人事胶扰，道途奔走，祁寒盛暑，未尝一日辍也……阅五年始毕功，又一年而以《通鉴》参校史，又益以旧闻，三千年之行事较然矣（28）。”他的校稿没有保留下来，我们仅能在《诸史然疑》中看到他“不忍捐弃”的部份纪录。被杭氏称为“畏友”、“贯串史事”的张熷，其《读史举正》校读史文自《史记》至《宋史》凡十九史。据全祖望云（29），此书尚“未及十之五，草书散乱在故纸中”。张熷卒时年仅四十六，若天假以年，此书当如全氏所言，“固未见其止”。稍后于王鸣盛，洪颐煊“向亦留心史学（30），”其《读书丛录》收有校理《史记》、两《汉书》的成绩，而《诸史考异》继从《三国志》治起，至《南北史》凡十二史。再后点，如劳格的《读书杂识》亦遍治群史，只是零散而未有完整系统。劳氏亦早卒，“所志未遂，家室飘零，家藏图书散失殆尽（31）。”从以上粗略的线索看，有清时期，除了两度大规模的官方校理外，欲以个人之力治理全史，也是学者们的愿望，体现了清代史学中一股绵延不息的学术动向。然而，由于时代和个人的条件，毕竟只有王鸣盛钱大昕等少数人较为突出地体现了他们的功绩。我们今天比较这些著作，确也看到王、钱之远胜他家处，其中显著的一个区别，就是上述各书在内容结构上都比较单薄、零散。
    这里，也不妨将《商榷》跟钱、赵二书略作一个比较。清人李慈铭是最早将三家之书并提并指出其区别的人。李氏认为三书“皆为读史者必读之书，自来论史者，从未有此宏纤毕赅、良窳悉见也”。又云：“钱专考订，鲜及评议；赵主贯串，罕事引证；兼之者，唯此书（指《商榷》），故尤可贵（32）。”其偏重《商榷》，正是从内容的全面着眼。今从结构上看，赵书大抵如其《自序》所言，一为纠摘纪志表传中“有抵牾处”，一为讨论“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二者交互并进，也就是陈垣先生所归纳的“史法”和“史事”两大线索（33）。至于钱书，其体例和《商榷》貌相似而实有别。钱书的结构较为专一而精严，主要是：首先列出史文互歧或跟他书矛盾处，然后运用各种材料和知识手段进行考校，其重要处往往就繁衍为专题考证。由此看来，在清代史学中，以一种最为庞大的规模，创造出一种全面治史的体制，《商榷》是首当其役，特具一格的。
    自三家之书问世以后，二百年来，扬此抑彼之说并不稀见，然以今张舜徽先生所说“各有所长，相互为用（34）”最为平情之论。三书的高下虽难分，但异同则固有。就著述体制来说，《商榷》似更有其值得注意的特色，因为这样一种欲集大成的尝试，就其成功的极致来说，可能是一部全面总结的史学巨著的诞生。
    （四）
    然而《商榷》并未能成为这样一部著作。从这个高度衡量，甚至还可以说，它只是一部夭折的作品。这里，历史、时代的和作者个人的局限都渗透进了书中。
    这仍然可以从内容结构上来分析，集中表现在：作为全书内容结构的中心环节和主线，“评史家得失”在建树上的不足，从而暴露了王氏史学思想贫乏无力和保守的一面。
    如前所述，《商榷》对“史家之失”的强烈批判，一定程度地体现了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而且，就其把历史编纂学批评和史料考据学全面结合起来的做法而言，毕竟也是一种比较新颖的尝试。然而，我们不能夸大这种做法在历史编纂学批评史上的意义。这是因为，在编纂学批评方面，作为一个考据派学者，王氏从根本上缺乏系统的思想和创见，不仅跟当时讲“史意”、“史学义例”“大法”的章学诚取径完全不同，就是较他窃比之”的刘知几，也相去甚远。具体地所说，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王氏虽在具体的批评中，颇不乏一些真知灼见，但他在整体上所执以为法度的，仍然是以纪传体正史为本位的封闭的正统观念。例如，一方面他不失为有眼力地认为应将《三国志》跟唐宋以来所恒言的“三史”并提，称为“四史”；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应将四史“以配五经（35）。”这样，前四史的编纂体例就被抬到经的地位，成为衡量全部正史编纂得失的圭臬。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王氏经学思想在史学领域的某种移植。指出“《史记》创立体例”、“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36）”这一现象，本来并不错，但以为“史家自班范断代为史，体裁已定，准情酌理，百世不可易（37）”，其保守性就显然可见了。
    由于缺乏创见，由于只能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自悬鹄的，《商榷》对于正史编纂体系的批评，大量的还只能表现为一种比较异同、整齐划一，或表微探隐的方式。而这大体上还是基于考据的方法。因此，作为全书中心环节和主线的这一层次，就不能有力的凸出，从而冲淡了全书内容结构的层次感。方法上的不能更新，决定了《商榷》不能成为更高意义上的总结性著作，而仍然只能是一部考据学的杰作。
    尽管如此，全书三大层次的结构仍是存在的，它的确然存在和隐然分布，是我们读《商榷》时，值得品味和思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