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王氏不仅说明“商榷”之义系承袭《史通》而来，而且本人也自比刘知几，有欲成一家言之微意。至于所谓“体例与知几异”者，则由于《商榷》之“评史家得失，乃是从考辩入手，其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1.对史书编纂体例、书法等方面的批评；
    2.对史书所载内容的考订、纠谬等。这二者大致可以构成王氏“评史家得失”的尺度。《商榷》一书的中心内容，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对十九部正史一一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辨和评价。不过，王氏在总评一部史书时，往往更注重于编纂体例、书法方面，如云：“班史纰漏多矣，不害为良史”，⑥即出于对《汉书》编纂体例、书法的肯定。而对于史书内容的考订、纠谬，若引伸、发挥、贯串之，则可以导致对历代典制事迹沿革的考释。
    作为一部考据学巨著，《商榷》所最为人称道的成就是在典制事迹的考释方面。对此，各家无异词。如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云：“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轕轇，地理职官，目昧心瞀，试以是编置于其旁，则思过半矣⑦”；梁启超云：“王书对于头绪纷繁之事迹及制度为吾侪绝好的顾问⑧”。二家所论诚是，这也是《商榷》一书区别于钱氏《考异》和赵氏《札记》特色之一。但是，倘若要问：《商榷》何以会形成这种特色？这固然可以采用通常的方法：通过对具体例证的分析，说明其考据方法如何精密来解释；但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种方法，照样可以施之于象钱氏《考异》这样的著作。本文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和底蕴就包含在全书的内容结构之中。
    至此，我们可以对《商榷》内容结构的特点作一初步表述，即：史文校勘、考评史家得失、考释典制事迹是全书的三大主要内容，形成全书结构的三大主线；其间的内在联系是：史文校勘是全书写作的起点，为后两大内容的写作提供了前提和线索；考评史家得失是全书的中心内容和主轴；考释典制事迹则是在前面基础上的发挥，形成全书成就最高的层次。
    由三个层次所形成的内容结构，加上贯串全史的纵深感，使我们有理由设想：《商榷》这里所构筑的是一个有层次的全面治史的宏伟框架。下面，将对此作进一步分析。
    （二）
    《商榷》内容结构的这种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古典考据学的较为隐秘的内部层次，显示了一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治史程序和治学要求，因而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严格区分“传写之误”和“史家之失”
    不论从王氏的治学主张还是治学实践来看，他都十分强调校勘工作的首要性。在王鸣盛看来，一个“务实”的学者，纵使怀有“商榷史篇”的壮图，但在具体接触史书时，便不能不正视“书经三写，乌焉成马，史文繁重，学者罕窥”⑨这一实际情况。因此，他主张“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⑩。”故以校勘为先务正是王氏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而这是符合中国古籍流布的实际状况的。
    跟一般的校勘学者不同，王氏只是把校勘工作作为治史的起点和前提。实际上，由于校勘工作本身的繁难，在广搜佐证。细较异同等许多重要环节上，已经要做大量的考证功夫，而这和考评史家得失的工作正是相辅相成的。从《商榷》的经验看，二者的联系是显然的。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的区分，这表现在对史书错误性质的判断上，校勘是纠正史书的“传写之误”，考订史书内容是纠正“史家之失”。区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错误，既是校勘学本身的任务，又是《商榷》考评史家得失的前提。不过，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条件限制，二者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予以区分的。因此，判断究竟是属于哪一种性质的错误，要十分审慎。《商榷》对此很注意，在能够区分或易混淆的情况下，每有说明。如：
    “此非脱‘作’字，乃史家因吏牍之文而失者”；
    “‘由亮’以下九字，疑后人妄附益，非陈寿原文”；
    “此校者以为传写之误，不知乃李延寿本误也”；
    “何致如此差讹，疑传写之讹，李延寿不至此”；
    “乍读之，疑传写误，作旧书者不至此，观新书《光进传》亦然，则非传写误矣”
    “而旧书非传写误矣，此因删之不当，又据误本以成误者”。（11）
    这一类辨析，全书甚多，全部连缀起来看，就体现了一种严正不苛的原则。从上述引文里可以约略看出，这种判断往往要根据各种资料，考虑各种因素，推敲文义，相情度理，殊非易事。这就是段玉裁所谓“二者不可分，轇轕如治丝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实，而瞀乱乃至不可理”（12）的现象。因此，现在有人主张为校勘“正名”，说校勘学即考证学（13）。其实，二者在性质和治学层次上的位置是不同的。但这种区分，有时若仅据对个别例证的分析，则颇为精微，往往不易见出，因而必须从全书结构的层次上说明之。
    如果说，校勘工作是还史书以本来面目，那么，考订史书内容则是还史实以本来面目。这二者都是包括王鸣盛在内的清代朴学家所揭橥的“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而《商榷》强调对二者的区分，并以不同的层次见之（全书的卷次安排，虽三大内容交叉并进，但在每一具体的篇章中，大体是校勘记录置前，保留了当日治史的程序），不能说不是治史方法趋于精密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