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记》终讫问题的缘起
    司马迁写《史记》终讫的时限（简称《史》讫问题），历来学者众说纷纭，有说讫于元狩获麟，有说讫于元封六年，有说讫于太初，有说讫于天汉，有说讫于太始麟趾，有说讫于征和，有说讫于武帝末年，甚至还有说讫于昭宣时代，所说几近十种。至今仍然纷云，未获定论。我个人以为，司马写《史》基本上讫于太初，个别文字写到天汉。
    《史》讫问题众说不一，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史记》各篇记事的下限，往往不一。大多止于太初之前；但也有讫于太初，或讫于天汉，或讫于天汉以后，甚至还有记及昭宣时期和西汉末年的情况。①（二）司马迁及汉代学者褚少孙、班固等所说不一。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简称《自序》）中既说“至于麟止”，又说“至太初而讫”。褚少孙在《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说“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即说《史》讫于武帝末年。班固谈到《史》讫问题，既于《汉书·叙传》曰“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又于《汉书·司马迁传》曰“讫于天汉”②正因于此，造成《史》讫问题复杂化。后世学者各执所据，进行种种推断，于是形成悬而难决的问题。
    《史》讫问题，关系到《史记》许多篇章文字的真赝。如信《史》讫元狩获麟之说，则要把《史记》所记元狩以后的文字划为伪文；如信《史》讫武帝末年之说，则今本《史记》绝大部分文字可信为原文；如信《史》讫太初或天汉之说，则《史记》中天汉以前的文字可信为真，天汉以后的文字则不足为信；……可见关系重大。很有必要通过探索和讨论予以解决。
    二、以往诸说之商榷
    以往褚说不无一定道理，但还是值得商榷的。
    （一）与《史》讫武帝末年说商榷
    褚少孙说“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程金造以为褚说有“可靠的证据”（程金造：《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载《司马迁与史记》，中华书局1957年版）。其实褚说并不可信。褚说既然附于《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我们就以此表为例进行分析。褚少孙之言前面有“右太史公本表”六字。这不可能是司马迁所写，想是褚少孙手笔（梁玉绳《史记志疑》已指出这点），也有可能是他人所写。查“太史公本表”最后一项，是涅阳侯，元封四年壬寅封；而没有列入一个太初以后的侯者。难道太初以后武帝没有封侯？不是。据《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记载，自太初至于后元，武帝所封之侯有：
    海西侯李广利太初四年四月丁巳封。
    新畤侯赵弟（同上）
    承父侯续相如太始三年五月封。
    秺侯商丘成延和二月七月癸巳封。
    重合侯莽通（同上）
    德侯景建（同上）
    题侯张富昌延和二年九月封
    邗侯李寿（同上）
    这八个侯，《史》表皆未列入。这说明，司马迁于此表记事没有“尽于孝武之事”。
    又，在《史》表“右太史公本表”一语后、褚少孙语之前，尚有“右孝武封国名”一语，并列有四侯：
    当涂侯魏不害捕濮阳反者公孙勇等而封侯。（据《汉书·武帝纪》，此事在征和三年九月）
    蒲侯苏昌（同上）
    辽阳侯江德（同上）
    富民侯田千秋征和四年为丞相，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