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崔氏云：“《汉书·司马迁传》，有‘至于麟止’之语， 无‘太初而讫’之语。六也。”按《汉书·司马迁传》多据《自序》和《报任安书》而成文，其中的“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完全本之《自序》；而其中无“至太初而讫”之语，一因不能用“太史公曰”，故此“曰”下的文字也省去了；二因传中已录了《自序》“下至于兹”之语，传末又言“讫于天汉”，再无必要复述，故而剥削。《汉书》虽多摘取《史记》文字，但时有删削，并不足怪。可见，崔氏此条更不可为《史》讫获麟之证。
    （7）崔氏云：“《杨雄传》：‘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原细字：惟《迁传》赞云：‘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叙传》云‘太初已后，阙而不录’，与此二传见分为三，岂似一人之言。更以彪语证之，可见天汉、太初二说，皆非固语，亦后人窜入也。）七也。”此言也有问题。班固三处之言，似乎矛盾，但问题不甚大：《扬雄传》之“讫麟止”，根据于《自序》“至于麟止”；《叙传》之“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根据于“至太初而讫”；《迁传赞》之“讫于天汉”，想是根据《史记》原本的实际情况。所以说，班固三处之言，各有根据，各有所指。崔氏“天汉、太初二说，皆非固语，亦后人窜入”之说，置疑于《迁传赞》及《叙传》之文，未免过疑。此条当也不可为《史》讫获麟之证。
    （8）崔氏云：“《后汉书·班彪传》曰：‘太史令司马迁上自黄帝， 上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八也。”按此引自班彪《史记略论》之语。班彪写“下讫获麟”不免自我作故之讥，但可能此仍不失“至于麟止”之意，并非专指下讫元狩元年获麟。《史记略论》又云：“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这也不确指下讫的具体年代。如果以为两者都确有所指，那末，既言讫于元狩元年获麟（所谓“下讫获麟”），又言至于武帝末年（所谓“至武以绝”），班彪于一篇短文中竟然自相矛盾如此，岂不可笑！崔氏此条也不可助证《史》訖获麟。
    所以，崔氏所列八证，以为“至于麟止之徵”，并说“踰此者，据《汉书》窜入也”，未免臆测过甚，武断过甚。梁启超本诸崔氏之言而发挥，崔氏之言既不可为证，则梁氏之言也毋须置辩。
    （五）与《史》讫元封六年说商榷
    朱东润先生著《史记终于太初考》（见朱著《史记考索》开明书店1943年版），提出“终于太初者，为指太初前一年言，是为元封六年丙子”。所以其所谓“终于太初”，实际上是说《史》訖元封六年。然其所举九证，实可商榷。
    朱氏列出九项，说“皆为《史记》终于太初之证”；又说，“（一）（二）两项，不无悬端，（七）（八）（九）三项，亦涉两端，立论从严，但为佐证，然较之《探源》所据终于麟止之诸证，无多让也。自第三项至第六项，皆有明文可据，无从取诘。或者又谓《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太初二字，中经后人窜改，《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元鼎以降至于太初已后，皆为后人窜入，斯则可信之中犹似未可尽信者。然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惠景间侯者年表》中之‘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之十字，正如搏土为人，莫能支解，范铜作柱，无可中分，浑然一体，更不容著此元狩获麟之说，此诚所谓铁证矣。”根据朱氏所言，“九证”之中，只有两项是“铁证”。其所举《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惠景间侯者年表》中之“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确实可说是訖于元封六年之铁证。但此铁证，只可证其所在之两表，而不可证《史记》之全书。众所周知，《史记》全书，始于黄帝，讫于太初；而百三十篇，各篇之始讫，并无一致。因此，不可以两表之讫于元封六年，推而广之，等视全书之终讫。就以十表中的六个汉表来说，所讫也不划一，除了朱氏所举两表讫于元封六年；其它，如《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实是讫于太初四年，《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也是讫于太初，《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及《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也象是讫于太初。（注四）
    所以，《史》讫元封六年说也是难以成立的。